探讨阎世铎是否“下流”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中国足球是否能够“上流”的问题。二者的因果渊源说起来倒要费些口舌。

　　(一)

　　能在一夜之间撞进几亿只陌生的眼球，并能使这些苛刻的眼球长时间地不断地对其浏览和下载，游目中国社会，惟有像足球一样皮实圆润的阎君世铎堪为此人。

　　尽管我们不容易透视阎世铎深奥的用心和厚重的城府，也难以解读他从狭长的眼帘中投射出来的锐利韬略，但“阎世铎”这三个字所勾画出来的图象式的人物素描，却不间断地向我们传真着一帧帧三维动画的信号。

　　阎世铎，身长七尺，面如活佛，气宇轩昂，口若悬河。这是一个云集多种专家称号于一身的中国第一大球的掌门人，也是一个于乱世之秋强势履新的有背景的钦差大臣。他对中国足球的意外入主，部分结束了这个不大不小、不三不四、不干不净、不死不活的衙门长期以来“军人治军”的悠久传统。是非不断的中国足球的官方形象，至少在八股文的修缮和翻新方面，让一度没事找事、刺刺不休的批评者增加了闭嘴的时间。

　　阎世铎的出现，也许意味着曾经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中国足球受到了暧昧的否定，意味着粗放型、农耕式的中国足球经济被当头棒喝，意味着子孙满堂、妻妾成群、一地鸡毛、丑闻如麻的中国足协的家法及其家长的淫威需要重建，意味着科举意义上的“有文化”和文学爱好者似的舞文弄墨将成为足球圈的时尚。

　　(二)

　　阎世铎可谓人如其名。“铎”，在汉语中有两层意思，一是有舌头的构造复杂的大铃铛，在古代是供人宣布政教法令用的，有时也被当作有艺术韵味的弹奏乐器；二是挂在牛马驴骡的脖子下面或者屋檐下面的小铃铛，为其鸣锣开道或者呼风唤雨。

　　很显然，“铎”是个可大可小的一不小心就会自相矛盾的东西，既可出入高堂，又会难登大雅。在当前情况下，鄙人对“铎”的最大的担心，是恐其“大材小用”。

　　这就是对阎掌门是否“下流”产生问号的一个关键的引子。

　　(三)

　　阎世铎即位中国足球的领袖，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便不可能仅仅是其孤家寡人的私事和专利。对于中国亿万球迷，阎世铎从何而来，可以不闻不问，但对其意欲何往，却无法漠不关心。

　　阎世铎是迄今为止拥有最高学历和理论水准的中国足球掌门人，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极其与众不同。他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捉摸不定的，却又并不是因为他的无能或平庸。他似乎总是有办法将一些原本破绽百出的很不现实的念头或政策滴水不漏地宣扬出来，然后不容置疑地付诸实施。他有时深如大海，有时浅如小溪，有时左得离谱，有时右得惊人……我不清楚阎世铎的性格历史、管理理念和处世策略究竟定位在哪一种哲学地基上，每当静下心整理头脑中涉及他的信息和资料时，即使费尽心机，依然不能轻松流畅地获得一张毫无争议的有关这只“铎”的写真照片和权威评价。

　　此种情景不知是喜是忧、是福是祸。

　　阎世铎在自认为胸有成竹地诊治着中国足球，大刀阔斧、振振有辞。中国球迷却在一无所知地琢磨着他的难辨虚实的言行举止，不明就里、不置可否。阎世铎与球迷之间存在着互不信赖的距离，一部分是足球衙门的遗产，另一部分是其自身性格惯性使然。

　　(四)

　　本文之所以以“阎世铎”作为评述主题，是企图削弱一个足球掌门人与球迷之间日益加深的不必要的隔阂，而丝毫没有与此相反的其他用意。今天的阎世铎，不仅作为一个足球官员而且也作为一个“足球同党”走进了球迷的视线和生活，自当“街谈巷议必有所采，匹夫之思不可轻弃”。自从阎世铎趟了中国足球这滩泥水，他与中国球迷恐怕铁定要成为一对缠绞不清的欢喜冤家。无论他愿意还是不愿意，他应该意识到，体察球迷的心事和感触，也是他的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议事日程。

　　我个人认为，阎世铎之于中国足球，不同于约翰松之于欧洲足球，也不同于薄熙来之于大连足球，更不同于贝肯鲍尔或者普拉蒂尼之于德国足球或法国足球。阎世铎最大的优势，一是没有足球江湖鸡飞狗跳的历史包袱，二是拥有超脱足球的丰富学识和高超御术，三是具备“足球皇室”的充分信任和高度授权。恰因为这样，阎世铎甫一进入足球圈，貌似微服低调，实则咄咄逼人。

　　阎世铎并非足球圈的性情中人，以球迷的身份听他讲话，不知为什么总有一股哪儿跟哪儿的生疏和别扭。他仿佛不屑于在足球问题上与球迷“一般见识”，他的某些标新立异的足球学说和神机妙算的足球纲领，叫人瞅着不太像“足球语文”或“足球ABC”。尤其是他浸透全身的浓浓的官气，可能不光是使足球衙役们感到了上级首长的压力，而且也开始使原本与他八杆子打不着的球迷们恍惚觉得是不是“我们也都成了阎掌门的喽罗了？”

　　这些错觉和疑问，究竟是什么造成的呢？

　　(五)

　　比较深入地观察阎世铎是个挺复杂的课题。

　　从他初次现身海埂时的对“净胜球”不甚了了，到长达半年之久的基层“调研”和海外“考察”；从“足博会”的浮出水面，到“青工会”的初露峥嵘；从联赛改制前虚张声势的南北“老总座谈会”，到清理足协门户的“反腐告示”；从对大连的情有独钟，到对沪鲁川滇的宠幸拉拢；从起草文稿喜欢亲笔亲为，到冯剑明和杨一民的受到重用；从匿身“取消升降级”发布会，到深圳“足工大会”的雷霆出击；从海埂春训形式主义的“政治试卷”，到机场接机时与米卢的夸张拥抱；从惊异于自己的家眷都成了新闻人物，到绵里藏针精彩绝伦的“扒光说”；从抱怨足球舆论太自由，到奉劝批评家们都成为“鲁迅”；从对一介章健的巧妙掌控，到废除外籍助教的雷厉风行；最后，从大肆公开招聘硕士学位的“足协幕僚”以及严厉呵斥国家队后勤劳务的散漫，到幕后精心策划画饼充饥的未来“中超”……阎世铎在中国足球的一亩三分地里，点点滴滴、完完全全地塑造了一个让大多数人敬而远之的强人形象。

　　与此形象唯一不和谐的是，强大的阎掌门居然闭口不谈中国足球对世界杯的觊觎和渴望。在他的手里，世界杯好象不再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和激动的目标，而是一个被监护起来的“潘多拉盒子”。坦白地说，阎世铎对中国足球世界杯梦想的讳莫如深，给人一种“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的非常不真实的工于心计的印象。

　　这种反差强烈的印象，反而使旁观者相信，故弄玄虚的阎世铎其实比任何一个与中国足球有关的人都更焦急地试图接近和触摸世界杯这个乌托邦，试图以“讲政治”的方式让弱智残障的中国足球如牛负重地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旗帜。对于这一点，虽然宦官出身的阎世铎在公开场合每念及此都故意顾左右而言它，可是正如国际政坛的一句著名术语所言，官员们否定最坚决的某件事情，其实就是他心里最想做的那件事情。

　　凡此种种，或许全是一个“强”字惹的祸。

　　(六)

　　老子在《道德经》中有一句令人醍醐灌顶的至理名言：“大国者下流”，意为一个真正持久强大的国家或者人物，总是使自己处在谦虚低下的位置，如同一条江河的低洼的下游总是能汇集四面八方的营养和力量，从而变得富庶繁荣一样。其言外之意在于，往往是江河的源头和上游，因其无有回流，导致一片穷山恶水。

　　基于此，我深感眼前的阎世铎不够“下流”，他在中国足球这个混世乾坤里的定位随着羽翼日渐丰满而不知觉地正在向高寒的“上游”移动。这肯定不会是中国足球的福音，也不会是阎掌门的初衷。

　　事实上，我个人虽然觉得阎世铎恍如一个高深莫测的权术家和刚愎自用的门外汉，但在理性的一面，我很喜欢他敢想敢干的作风和儒雅睿智的气质，以及目前广为流传的他的忠义为人。我也毫不怀疑，假以时日，他将能帮助中国足球在球场上和市场上获得应有的尊严和进步。惟其如此，我发自内心地赞赏和叹服他“治大国若烹小鲜”式的充满机智的足球改革工程，并期待着他的成功能与中国足球的成功同在。

　　甘为下流之士，方能大国者也，不知阎掌门意下如何？(金球y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