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急诊室女超人
在这些人眼中，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扭曲的，却给了想象力发挥的空间。所以，当我们看他们的传记时，会发现有太多愚蠢、冲动的错误。当他们成功时，我们称他们是天才；当他们惨败时，我们问：这些家伙是怎么想的？
乐观是一种认知偏见
科学家说，乐观在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偏见，或者说一定程度的“自我膨胀”。它普遍存在于每一个种族、宗教与社会经济阶层。
就对未来的预期而言，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是乐观的。
总体来说，我们都期待明天会更好。我们总是低估自己离婚、失业或者患癌症的可能性。我们期待自己的孩子是个天才，预设自己比同事更有前途，高估自己的寿命(多上20年)。大多数人都在潜意识里认为自己会中大奖，80%的出租车司机都以为自己的技术比别的司机更高明。
作为一种具有进化优势的认知偏见，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激励我们——因为相信明天会更好，我们才会提前计划，储存食物和资源以备不时之需，忍受痛苦以期待未来。如果不能构想100年后的世界，我们还会关心全球变暖吗？我们还会养育孩子吗？
在《乐观：希望的生物学》中，人类学家赖诺尔·泰格(Linoel Tiger)提出，人类之所以在进化中生存下来，正是因为我们对真实世界有着乐观的幻觉。相信现实会变得比它原来更好的希望驱使着人类去超越自己，发挥潜能。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为这种偏见付出代价。对未来过于积极的预设，可能导致灾难性的错误估计，比如你相信自己是个好司机，便可能会因此不系安全带而一路飞车；你相信自己不会得心脏病，便可能因此放弃锻炼，暴饮暴食；你相信自己一定会赚钱，从而做出糟糕的投资。
于莺不愿意给自己贴上“乐观主义”的标签，虽然她看起来如此阳光灿烂，快乐得不着调。
协和医院的急诊室，她现在每天工作的地方，大概是世界上负能量最集中的地方，紧张、拥挤、各种凄惨痛苦、焦虑绝望，但她真心喜欢这里，每天在上班路上走着都是笑着的。
她在微博上把急诊科的日常见闻写得趣味盎然，生老病死陡然呈现温暖的底色：
一个月前刚发现肿瘤就已是晚期。两天前突然无尿，肿瘤转移压迫输尿管。初见老奶奶，坐在轮椅上，整齐的衣服，笔直的腰板，缓缓地说话。看过病历，和家属交代病情，需要插管透析，家属很认真地聆听，也理解。整个插管过程老奶奶非常配合，临时租来的床被褥铺得整整齐齐。我很感动，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
什么是坚持？几年前一农村小女孩带着CT片子来找我，当地诊断为卵巢癌晚期。我拿了片子找癌组的教授，也认为是肿瘤晚期。片子上肿块遍布盆腔、网膜、肠道。手术及化疗需要一大笔钱，父亲想了想，还是要坚持做手术。手术的结果出人意料，是盆腔结核而非肿瘤。最困难的时候再坚持一下，就有可能柳暗花明！
夜班，太平无事。半夜1点，抢救室门开，一老头一路小跑进来，边跑边喊：我要死了，我要死了！然后一头栽倒在抢救床上，呼吸、心跳停止，3分钟后抢救成功。心电图提示大面积心梗。总结：第一，要有自救意识；第二，要熟悉医院的地形；第三，简明扼要的有效沟通异常重要，尤其在生死攸关时！
她对医院最早的回忆，是母亲患乳腺癌那一年。当时她才读初中，第一次走到医院，井井有条的，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女医生们看着都像《人到中年》里的潘虹。也许那只是一个被时间美化了的幻觉。
她没有改变世界的冲动。把一个人救活了，就是一个医生最具体的成就感。
作为一名严谨的医学工作者，她更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悲观主义者的视角，这样她能更清楚地意识到，医学既有的知识和医生的目标之间，永远有一段巨大的落差。
她说：“从根本上，你知道很多事情是不可为的。你救不回每个人。有时候看到一些很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没了，会很无助。明明是无能为力的事情，别人却对你寄予很高的期望。你做不到，很难受，但又必须做一些事情去帮助他们。在这种矛盾的关系中，你必须坚持，没有一个强大的内心是坚持不下来的。”
“我不考虑未来，尤其对急诊科医生来说。你看了太多的生死，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很少设想10年20年以后会怎么样。我们只会想最近这段时间工作能不能承受，是不是太累了，是否需要休假。四五月份带孩子到哪里去玩。”
抑郁症泛滥与特大号自我
萧伯纳说，爱情的发生，源于过高地估计了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之间的区别。
现实与期待之间的鸿沟，驱使着人们去追逐爱情、财富、权利、地位。但是，无论爱情、财富、权利甚至闲暇时间，这些我们臆想中能带给我们快乐与幸福的东西，得不到固然痛苦，即使得到了也未必真正带来快乐，有时反而是无尽的痛苦之源。
所以，阿兰·德波顿说，幸福的本义是降低期待值。
在《身份的焦虑》中，他提出一个人提升自己的幸福感有两种途径：要么努力取得更高的成就，要么降低对自我的期望。要想通过取得更高的成就来获得幸福感往往难以如愿，因为人们总是与自己身份相当的人进行比较，来决定自己是否幸福。即使是富豪也有自己的焦虑，因为他的比较对象不是不如自己的人，而是其他的富豪。因此，唯一切实可行的途径就是降低对自己的期待值。
对于这个时代的抑郁症，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曾经下过一个很精确的诊断——“自我的失常”。
在一个个人主义猖獗的社会，人们越来越相信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在这个信念系统的支配下，人们所面临的失败常常让人变得极其沮丧。
与自我失常相随而来的，是公共意识的消失。以前，当我们遇到失败时，可以停下来，在意义和希望的精神堡垒中休养一下，重新思考我是谁。比如宗教提供了一种更宽广的时空感，人在更大的视野中是如此渺小，个人的失败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但过去半个世纪来，人们对上帝、社区、国家以及家庭的信任已经遭到严重侵蚀。现在，当我们需要一个避风港时，却发现原来那些舒适的沙发、躺椅都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小小的、摇摇欲坠的小板凳——自我，而且是一个超大号的自我。除了将失败归罪于自我，我们别无选择。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上，适度的放弃是必要的和可接受的。幸福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在于取消对自我的过分期许。问题是，期待值要降到什么程度才算合理呢？
人生目标的设定，本是一个人寻求自我定义的一种特定机制。如果一个人没有理想，没有目标，一生从未充分发展过自己的潜能，甚至从来未曾努力争取过，即使期待值降到零，又何乐之有呢？一个特大号自我固然可以在悲观的引导下让我们陷入抑郁、绝望，但如果在乐观的引导下，是否能带我们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呢？
关于潜力的迷思
在马丁·塞利格曼的定义里，悲观与乐观不是一种天生的人格特质，而是指对人生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风格。
所谓解释风格，是你对为什么这件事会这样发生的习惯性解释方法。如果你是一个乐观的人，你会倾向于将消极事件归因于外部的、暂时的、具体的因素，将积极事件归因于内部的、稳定的、普遍的因素。如果你是一个悲观的人，你会将积极事件归因于外部的、暂时的、具体的因素，而将消极事件归因于内部的、稳定的、普遍的因素等。
这两种解释风格是从童年时代就形成的。一般来说，青春期以前的孩子非常乐观，有无限的希望，对抑郁也是免疫的。他们会认为好事会一直好下去，而且都是自己的功劳。不好的事只是碰巧发生的，很快就会过去，而且都是别人的错。
这种无限的、不合情理的乐观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进化对人类幼年的一种保护策略，但它也仍然会受到他们日常生活经验的影响，比如父母的解释风格(尤其是母亲乐观/悲观的解释风格会对孩子产生巨大的影响)、批评方式，以及早期生活经验中的生离死别和巨大变故。
童年时代所发展出来的悲观或乐观是基础性的，新的挫折或胜利经过它的过滤，最后变成一个牢固的思维习惯。塞利格曼认为，一个人对生命的控制力，尤其是在对挫折和危机的应对上，很大程度是由这两种思维习惯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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