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码在现阶段，可以这么说——中国围棋界和媒体相处关系是融洽的，其互动效果是双飞双赢。这种局面让人高兴。

　　中国围棋媒体目前在中日韩三国中是最热的。国内的专业围棋媒体有六家，分别是协会办的《围棋天地》、上海的《新民围棋》、黑龙江的《棋艺》、四川的《棋牌世界》和报纸类的北京《棋牌周报》和湖北《围棋报》。并且，国内几乎所有的体育专业报纸都专门开设了棋牌专版，其中90%的内容为围棋所“垄断”。况且，还有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综合类报纸也把围棋报道列为卖点。在中国各个体育竞技项目中，从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宣传报道来看，围棋是仅次于足球的又一强档项目。

　　从去年开始，国内掀起一股网络围棋风暴，1999年成为网络围棋的启动高潮期。中国围棋媒体最弱的一块，就是没有固定的围棋电视栏目和围棋电视频道，不过这一现象在《中国围棋报道》出现后有所改善。

　　中国围棋煽起的传媒热情的原因之一，肯定和中国棋界的配合合作有着直接关系。在如今这个信息时代的社会里，传媒比谁都更需要知情权，而信息渠道的畅通与否，决定者媒体发展的程度和档次。而中国棋界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上至中国围棋协会的领导，下至各位职业棋手，虽然还没有达到言无不尽的程度，但基本上都能做到知无不言。

　　据我的采访经历，在中国体育的各个项目中，围棋圈的人士，在接受采访方面，是最为开明和宽容者之一，采访可以说是极为配合。协会的几位主要领导也是毫无架子，不太打官腔。我有一次采访陈祖德院长，恰逢几位领导开会，会开得很长，使采访一拖再拖。期间，陈院长、王汝南副院长在接电话的时候，都连声表示抱歉。这种态度让人感动。在中国围棋市场发育程度不太完全、产业化操作匮乏的状况下，这种态度非常必要，也是一种发展的捷径(像足球到达产业化层面后，另当别论)。

　　这样的舆论大背景下，几乎该得到的新闻都能得到，必要的知情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中国媒体对围棋倾注热情，因此也不足为奇。看看最近两年创办的体育专业报纸，无一不把围棋报道做为重头，此为大背景使然。倘若中国围棋界摆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那么也许今天的围棋传媒热潮就是另一番光景了，怕是一副栖徨的样子。

　　这里不能不说到马晓春。在中国棋手普遍对记者“热情好客”的大氛围下，马晓春有些“另类”。马晓春非常厌恶地认为，很多记者的问话水平太低，让他难以忍受。据我所知，马在记者圈中的人缘很差，特别是北京以外的媒体。而根本原因，就我所看，并不是什么“记者问话水平低”(退一步宽而泛之，“问话水平低”是所有棋手都碰到的，似乎绝大部分都“忍受”了，而马晓春不能)，而是马晓春自视甚高，凡是他觉得不够级别、不够档次的媒体，或者他心情不爽的时候，都不屑回答。如果我再说一点心理话，就是：马晓春其实并不是一个生性沉默甘于枯守一隅的人，这些年他的种种所为已经有力地证明，马晓春其实不耐寂寞。

　　前年，马晓春在南京的“车祸风波”为什么被炒得沸沸扬扬？不说这件事情本身的猎奇性和轰动性，似乎还有另一层原因——马晓春在出事前，对南京媒体的傲慢，屡次爽约，当时已经激怒了当地媒体。马晓春出事后，就是南京媒体率先挑头，开始“轰炸”马晓春。马晓春今年的春兰杯为什么出了“酗酒”的假新闻？可以说，还是他的傲慢激怒了记者。严格来说，这条新闻并不是什么“假新闻”(从事后的辟谣来看，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而已)，只是记者搀杂了一些个人感情色彩在里。

　　如此我们不难看出两个现象。其一，记者报道时个人倾向较重，这确实不好。如果任由这种新闻倾向泛滥，那么被新闻史证明为速朽的“煽情主义”可能会抬头。其二，马晓春做人很失败，这里仅指做公众人物。在我看来，记者和棋手是完全平等的，只是所干的活计不同而已。如果按照恶俗的眼光，我们承认棋手尤其是名棋手的社会地位远高于记者或许天下太平，但是两千多年前，孟子就曾经振聋发聩地喊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这话说得十分人性。

　　就马晓春这个个案来说，他的独特性从新闻的观点来看，或许正因为“另类”更有新闻价值。但是，希望就马晓春打住，不要成为中国棋界的一种整体现象。现在从整体上来说，媒体和棋界合作是愉快的，大家双飞双赢。传媒的关注引导了受众的目光，而一个体育项目，只有大众对其抱有热情，它才具备了产业化的可能。去年，同一个象棋大师聊天，他后悔当初为什么选择了象棋而不是围棋作为终生职业。

　　最让人有成就感的是，如今的媒体所初具的批评和批判的精神，已经能影响到中国围棋协会的一些决策。我的一个看法是，作为一名棋评人，很欣赏孟子的一句话：“得志，与民由之(原意是和百姓共同前进，这里引申和棋手、棋界)；不得志，独行其道。”

　　最后，想申明一点的是，我不是记者。齐小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