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中日围棋对抗赛采取了沿长江顺流而下，一站一站比赛的方式。那一年，我的成绩特别好，和依田纪基下三番棋，赢了。

　　在重庆上船前，队领导突然宣布了一项纪律：为了对女棋手负责，上船后，女棋手不能到男棋手的房间里去。女棋手有我和杨晖、张璇。听了这个规定，我很不高兴，觉得带有点污辱性，不合理。不过，既然队里有规定了，我们也没有想到去违反。所以，在船上我们也没有去日本男棋手的房间但因为都是年轻人，大家相处得很愉快。

　　船到武汉，全体成员住在洪山宾馆。洪山宾馆分外宾部和内宾部，内宾部的条件当然不如外宾部，外宾部的条件在今天也并不怎么样。有天下午，我和张璇、依田纪基、今村俊也等游览归来，依田建议去打羽毛球。天太热，大家都没有兴趣，于是依田又建议下快棋。当时我和张璇说：那就在走廊里下吧。可是走廊的光线很暗，依田说：“这怎么下？”于是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去了他们的房间，早把队里的规定忘在脑后。

　　依田纪基房间的门开着，对面住的加藤正夫，江铸久也在里面。我们几个人下起了联棋，颇为热闹，后来加藤他们也过来，兴致勃勃的观战。突然，电话铃响了，是队里叫我去参加一个晚宴。我和张璇这才意识到大时不好——违反纪律了。

　　第二天是对抗赛的最后一轮，我上场赢了彦坂直人。但那一年的总成绩是中方输了。第三天，全队开了总结会，气氛凝重。说到输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队员不好好下棋。我们去日本男棋手房间的事，更是遭到了领导的严厉批评。有些批评的话，是当时意气风发的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特别震惊，也特别受不了。

　　回北京后，队里要我写检查，我写了好几次，最后虽然免强通过，但队领导还不满意，认为不诚恳也不深刻。接着处分下来了，取消我当年的国手战参赛资格，在此之前我 已通过预赛，打到本赛，进了分组循环圈。而张璇则被取消棋王赛的预赛资格。就在我努力忘记而且差不多就要忘记这件事的时候，我偶然地在办公室看见了训练局的年终总结报告，其中提到了围棋队。报告中说，在当年的中日围棋对抗赛中，两名女棋手行为不检点、不守纪律队领导及时认真地做了处理，全队都提高了认识，等等。我一下懵住了，原以为我的不守纪律只是围棋队的事，没想到被写到了训练局的总结里。我承认自己违反了外事纪律，但并不是所谓的“行为不检点”。作为那个时代、那个年纪的女孩，我们都很看重这些。而现在白纸黑字这样写了，那就是盖棺定论，我觉得可怕，觉得无法再呆下去了。

　　我始终认为，我和张璇去日本男棋手的房间只是为了下棋，光明正大。我们的过错就是违反了队里的规定，这种规定虽然在我看来，多少是带有一点污辱的成分，但既然违反了规定，理所当然地应受到批评。当时我也认为，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决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但因此而受到了这么重的处罚，我心里不服。而且事情发生后，很多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再给我戴上一顶“行为不检点”的帽子，更让我难以忍受。

　　我的生活在三峡“触礁”了。受这件事的影响，我的比赛一度状态极差，成绩一落千丈。那时年轻，心理承受力也差，特别是我完全没有做过的事，到了训练局领导那儿，竟然被定性为“行为不检点”。我看不出自己哪里行为不检点，年轻的女孩背着这样的包袱，真是觉得无路可走。我以为取消参赛资格是对棋手权利的侵犯，而说我们不检点，则是侵犯了我们的名誉。所以当时我就决定，不管我多么喜欢下棋，不管我多么喜欢国家队的环境，无论如何，我都必须走了，否则我无法呼吸。可以说，“三峡之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多年以后，在罗建文老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还用非常隐讳的语言提到了这件事。文中说：他们那时候做了一些事，我不能说出来，说出来会影响她们的名誉。而我认为恰恰是罗老师这样的说法，貌似保护我们，其实是真正损害了我们的名誉。我实在不理解罗老师的做法，这么多年了，他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

　　看了那篇文章，当时我很悲愤，但我无处申诉。正在日本的我不得不重温了一遍当年的那种沉重和无奈。这件事即使我想忘记，很多人也并没有忘记。最近回国做《五环夜话》节目的时候，还有记者问起这件事。现在我原原本本地说出来，对我自己是一个心理上的了断，对关心和爱护我的家人和朋友也算是一个交待。

　　1995年，我代表上海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全国个人赛。当时为了参加一项杯赛，我给陈祖德老师打了个电话，陈老师说他非常支持我，但围棋协会领导还有些不同意见，让我直接给罗建文老师打个电话。老实说，我心里是不想打这个电话的，觉得打了也不会有好结果，但是因为实在太想参加比赛了，只好硬着头皮给罗老师打了个电话。谁知他一口拒绝了，顺带还训了我一顿。在他面前，我只是一个学生和晚辈，为什么要这样刁难我，实在想不通。当时绝望的心情一如1987年。只是1987年的时候还心存一点希望，因为那时我还只是八段，准备再坚持一些日子，升到九段再走。升到了九段，对自己、对父母都是一个很好的交待。不管以后干什么，也算没有辜负了这段围棋人生。所以那段时间我很用功，全心全意扑在棋上。然而，可能是因为心态不好，棋总是下不好，一直到了1988年，才重新进入状态。

　　1988年升到九段以后，我认为自己可以走了。但真要走了，突然又感到很矛盾，我实在是舍不得围棋，舍不得国家队的环境。

　　想离队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和我水平相当的男棋手，他们参加世界比赛的机会比我多，这可能因为我是女性，一些完全由队里安排的比赛自然不用说，就连富士通这样的比赛，对女棋手来说，机会也差了很多。

　　从第二届富士通开始，中国国内就开始有了选拔赛。选拔赛方式是这样的，首先当年全国男子围棋个人赛的第一、第二名可以直接参加下一年的富士通，余下的名额，年底的时候，在国家队里打一个大的选拔赛，要打一个冬天。我当时提出来，男子个人赛的前两名可以参加富士通比赛，那女子个人赛的冠军是否也可以考虑，队里的回答是不行，因为女棋手的成绩不如男棋手。这个理由我可以接受，但我随即又提出申请，想参加男子个人赛。这是有先例的，过去也有女棋手参加过男子团体赛和个人赛，当然男棋手不能参加女棋手的比赛。我的申请没有得到批准，而国家队所有的男棋手都有两次的机会，既有个人赛争前两名的机会，也有参加选拔赛的机会，而我们女棋手只有一次机会。当时觉得无论从才能和水平，我都不如像马晓春那样出色的男棋手，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和一些男棋手竞争，机会也不公平。但我从来没有提出过要单独给女棋手一个名额。

　　1988年，也许是“三峡事件”的后遗症，在研究比赛名单时，我听说聂卫平表过态：芮乃伟的表现，给她一个对抗赛的名额就很不错了。就这样，在想走又舍不得走的心情下，慢慢地拖到了1988年底。那时有一个富士通的选拔赛，那个冬天，棋外的事我什么也不想，就像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一心一意钻在棋里。白天比赛，晚上复盘，我的脑子里只有棋，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落选，那我可能是走定了。所以，我很想在离开国家队之前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棋，至于以后怎么样，我不去想。我只想给自己留下一个与棋相伴的完整的记忆。那个冬天，我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但最终还是落选了。路到尽头，一切都结束了，我没有理由再呆下去了。

　　于是，我就向队里领导谈了离队的想法。华以刚老师挽留我，劝我三思。其间我回了趟上海，也跟家人谈了。回到北京，我正式向队里打了离队申请。申请理由是：年纪大了，打比赛力不从心，所以想离队回上海读书。当然，这是一个应付的理由，想离队的真实原因并不是这些，把真实的原因写上去队里肯定通不过。队里领导都找我谈了话，特别是陈祖德老师，诚恳地对我说，他很希望我留下来，但他尊重我的选择。聂卫平老师则很干脆，他说：“反正我已经劝过你了，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我都要这么说。现在你想走，那你就吧。”

　　我还专门找了郝克强老师，他当然劝我留下，但也表示无奈。就这么谈着谈着，报告批下来。这期间，队里的一些事就没我的份了。他们说：“你不是交了离队报告吗？我们就当你走了。”

　　临走的时候我难过极了，毕竟我在国家队呆了九年，我在这儿下棋、生活和成长，这里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我对国家队还有了另一种牵挂，那时我和江铸久走得比较近，或者可以说是恋爱了。

　　离队前，打报告、谈话、办手续、整理东西，忙乱得静不下心来。1989年5月20日，临走的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真的，我真的要离开国家队了，生活断了链，过去的一切以后只有回忆了。和江铸久告别时，我哭了。一方面是对国家队的留恋，另一方面就是对他的留恋。既然要离开国家队，为什么又把对一个人的感情留在那儿？

　　江铸久送我上火车。火车启动了，铸久跳上站台上的一辆拖车，挥动着手中的行李车向我道别。那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围棋周报供稿 作者：芮乃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