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2日9时7分，孟庆余“30年没耽误过一场训练”的纪录终结了，因为，这堂课他没有来。

　　他留下一个手机，深灰色的诺基亚，接听键上的标记有些模糊，屏幕上一道长长的裂纹清楚可见。55岁的他是国家高级教练、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体工队队长，即将和老伴儿结束20多年的分居生活，但为了赶一堂冰上训练课，在车轮急刹的瞬间，发生了悲剧。

　　深灰色的诺基亚成了这位七台河短道速滑奠基人的遗物，与之并排放在七台河短道速滑博物馆展示柜里的还有，一个秒表、一个磨刀工具、几个修刀工具、卷了边儿的日记本，日记中黄色纸张上蓝色的字迹十分清晰，“服20套、石30块，马庆中”。

　　“原来遇到训练经费有缺口、贫困队员生活费接不上，孟教练就会掏出自己的工资垫一垫。”孟庆余日记中的“马庆中（忠）”曾是他的学生及助理教练，如今接过教鞭，担任七台河市短道速滑队教练。

　　从孟庆余时期起，为了和其他地市切磋，教练往往要带着四五十个孩子在相距400公里的哈尔滨训练近10个月。现在，马庆忠正陪伴他们度过“七点十分去学校开始文化课，晚上六点半开始5个小时的陆地与冰上训练”这样永远数不完的日子。与孟庆余不同，马庆忠是一个擅于表达的人，这样才把王濛、范可新等出类拔萃的苗子“忽悠”上了冰场。

　　七台河可谓短道速滑之乡，“七台河累计向省和国家输送了优秀运动员260人，他们在国内外大型赛事中，共获得世界级金牌130枚，15次打破世界纪录。”七台河市体育局局长陈岩走进办公大楼，立柱上是张杰、杨扬、王濛、王伟和范可新等9名从七台河走出去的世界冠军的巨幅照片。

　　1987年，杨扬用稚嫩的字体写下作文《怎样对待苦与累》，“我想，如果我也站在领奖台上，胸前挂着用苦和累换来的金牌，那时我就会有一种自豪感。”在作文的右下角，教练董延海写下“希望你能努力奋斗，去实现理想。”而多年后，杨扬成为中国取得世界冠军最多的运动员，董延海则在把杨扬送进省队之后远赴日本读书。

　　虽然选择学习商业管理，但董延海也常常到日本的冰场免费客串教练，当地对体育兴趣和业余性的强调，让他感触很深。在北京和张家口联合申办冬奥会的背景下，选择回国的董延海成为七台河北岸小学的速滑教练，“给学生制定训练计划，培养体育老师的速滑和选材能力，建立短道速滑特色学校”是他主张“在普及中寻找苗子”的关键，“有资质的学生能去哈尔滨由马庆忠老师带领的队伍。主要是能培养一群体育老师，让具备教练基本能力的人多起来。毕竟，伯乐常有，千里马才能更常有。”

　　建立于1993年的哈尔滨冰球馆，见证过1996年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的辉煌，但20年过去后，白色的墙体已经泛黄。栾波，作为最早代表中国征战世界大赛的双人滑运动员，正带领国家青年队在这个老牌冰场中“抢场地”，“这里至少承接花滑四项和短道的训练，一天8场冰，每天还有固定时段要对社会开放。”栾波抢中了3场。

　　但对于栾波来说，即便抢到场地，有人滑才是关键，“如果现在有国际大赛，要派双人滑的青年队出去，根本没人。而国家队也只有4对可用了。”栾波清楚，技术难度和危险性“双高”让以独生子女为主的现代运动员，对这个成绩耀眼的项目敬而远之，“尤其缺女孩儿。”

　　栾波是经历过艰苦的。上世纪80年代初，冰球馆还没有影踪，花滑运动员只能在露天的大体育场训练，“零下20摄氏度，从中午滑到天黑。”而与训练同样“在黑暗中摸索”的，还有参加国际大赛的经验。

　　1980年，多特蒙德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栾波的搭档、现任花样滑冰国家队总教练的姚滨正式站到国际赛场上。虽然，这对搭档此后多次征战世界大赛，都未能取得亮眼成绩，但二人转身成为教练后，中国双人滑最好的时候便出现了。

　　“还好，我们在申办冬奥会。”训练结束，十几个孩子牵着手过来向栾波鞠躬，这是为了2022年奥运会而由国家层面专门组建的队伍，尽管，“加起来不到10对。”但栾波对这些刚牵手两个月的孩子十分珍惜，她常叮嘱男孩儿“搭档得降体重，你们常给她们买些解馋不胖的食品关心一下”，毕竟，“留住几个孩子不容易”。

　　本报北京1月25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