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闭幕，政协委员姚明在搭乘下午两点的飞机返沪前，出现在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的会议室里，与他同时出现的还有政协委员邓亚萍。虽然二人“一个让大球出彩、一个让小球称霸”，但他们代表中国运动员走出国门的经历和与外国友人的友谊，却让“体育与公共外交”这样略显生涩的主题变得十分鲜活。

　　“让公众参与外交，把外交官、外交协会的任务交到公众手中”，是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舒乙诠释公共外交的方式。舒乙向记者表示，中国的公共外交起步较晚，像邓亚萍与姚明这样的体育明星，有践行公共外交的天然优势及良好的示范作用。 2011年，姚明当选了上海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就职”时，姚明曾表示：“我时常想，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们的前辈都可以凭借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强大的包容心使得‘乒乓外交’成为可能，在今天这个开放的时代，我们有理由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2002年11月17日，姚明首次代表火箭队出战，随后的10年，姚明尽可能地融入当地社会，“国外的球员多出自各大高校，那时，我每天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比如经常跟巴蒂尔一起喝啤酒，聊聊各自国家的家庭和文化，通过这种交流，我们逐渐融入了彼此的生活。”让姚明印象最深刻的，是时任火箭队主教练范·甘迪，“他很严谨，话不多但字字珠玑，是个工作狂。”这个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总是第一个到球场准备训练内容的美国人，让20岁出头的姚明感受到什么是以身作则，“他让球员必须向这种标准看齐，我很容易接受，但自由随意的美国球员比较难适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球员改变了态度，终于形成了我们队的氛围。”姚明表示，“公共外交就是民间外交，与大家所说的‘软实力’相似，是帮助一个国家扩大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而正是这10年结下的深厚友谊，与原来在NBA的教练和队友“一直保持不错联系”的姚明，在退役后为中美篮球搭建了不少桥梁，涉及青少年篮球、表演赛等各层次的交流，姚明对此谦逊地说：“中美篮球本来就关系密切，从国家队、俱乐部到学校，各个层面的接触也很多，个人的努力只是大环境中的一小部分。”

　　但对邓亚萍而言，最好的外国朋友“毫无疑问是老萨”——在1991年世乒赛中，中国队以2:3输给了朝韩南北联队，“这是朝韩首次合作打比赛，我们虽然输了，却得到了‘和平奖’。”但正是这次比赛，成了邓亚萍和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微博]主席萨马兰奇友谊的开始，“那是他第一次看我比赛”。后来邓亚萍在女子单打比赛中夺冠，翻译告诉18岁的邓亚萍：“萨马兰奇要给你颁奖”。当时还是“黄毛丫头”的邓亚萍在心里琢磨“那又怎么了？谁颁不一样？”但当萨马兰奇邀请邓亚萍到洛桑国际奥委会做客并告知她，“邓，你是我第一个邀请到国际奥委会做客的运动员”后，邓亚萍才真正意识到萨翁那句“你该学英文”的建议背后，是对优秀运动员的关切与提携。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萨马兰奇再次为邓亚萍颁奖。但在邓亚萍还没夺冠前，萨马兰奇就曾问她“你知道决赛是哪一天吗？”似乎已经看好邓亚萍夺冠，“有人告诉他日期后，他顺手记下了时间。”1996年，邓亚萍的亚特兰大之梦再次成为现实。这一次，萨马兰奇除了为她颁奖，还在全世界的注目下，像对待自己的孙女一样亲抚了这位中国姑娘的脸颊，这一刻成为将二人友谊印入历史的见证。在萨马兰奇推荐下，邓亚萍退役后成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她也是第一位进入国际奥委会的中国运动员。

　　“从我认识他到他2001年退休，老萨在做人做事和国际视野等方面给了我很多启发。”邓亚萍说，萨马兰奇曾告诉她“我(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来中国时，你们的衣服只有黑灰蓝3种颜色。”后来对中国变化的认可以及同邓亚萍的友谊，让萨马兰奇对中国厚爱有加，邓亚萍笑称，“交朋友到了那个份儿上，其实不需要太多言语，就是‘你懂的’，我想，这就是公共外交的最高境界”，“像小球转动大球的先例，要大用特用”。

　　作为较早代表中国走出国门的一批运动员，虽然“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常务理事”是这位乒坛大姐大现在的头衔，但邓亚萍回忆，她的整个运动生涯似乎都在践行公共外交的使命。退役后，她参与了世界劳伦斯组织，成为这个由全球46个顶级运动员组成的协会中“唯一的中国人”。在这里，她需要到不同的洲为当地乒乓球[微博]运动员和教练员提供更高水平的指导，还要到不同的地方帮助伤残人士或贫困的孩子，用体育作媒介，帮助他们战胜恐惧和忧伤，这些赛场之外的体育工作，让她深切感受到曼德拉所说的“体育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同时，这也让她意识到国内体育公益、NGO组织“越来越活跃，但没有章法”的现状，几年前，马尔代夫的驻华大使主动找到邓亚萍，“这个人曾是乒乓球运动员，对乒乓球有感情，他在组织各使馆的外交官乒乓球俱乐部，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比赛”，邓亚萍欣然应允后发现，“体育是开展公共外交很好的平台，我们有很多世界级影响力的人，但没有充分利用起来，我相信体育能给人以心灵的触动，只要每个人从点滴做起。”

　　这对在役运动员同样适用，“体育比赛不像电影可以回放，稍有失误就意味着明年再来，它的真实性和生活十分切合。”姚明把赛场看作“浓缩的生活模型”，他表示：“当你在比赛时需要作出选择时，文化背景和民族性就会在背后起作用，别人可以从你身上看出你们国家的民族性是什么样的，其中不乏优秀，但也有丑陋。因此，当你站在体育为你提供的交流平台上时，展现自己，也要学会吸取别人优秀的文化。”姚明坦言，这种谦卑的心态正是奥林匹克给他的启示，“奥运会最让我激动的是，开幕式上1万多运动员代表70亿人入场，站在运动场中间，就像周游了世界，即便高大如我，也能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在竞技场内外，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本报北京3月13日电 梁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