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媒体同行约稿，我只怕都不会那么容易想起桑兰(微博)。

　　这是《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个策划，话题围绕着桑兰的美国官司、生活起伏和个人挣扎，约我写一篇评论。此前对于桑兰事件，我了解的并不多，但是这次约稿让我很有兴趣。

　　阅读完大量和桑兰官司相关的内容，再询问过一些和桑兰相熟或者长期关注桑兰事件的同行之后，我觉得，没必要去努力和桑兰本人取得联系了。她和她的经纪人丈夫，据说最近生活在家乡宁波，我估计也是在美国官司之后，他们想要获得些许宁静。在粗略的了解过程中，我对桑兰事件以及她这个个体的认知，也在发生着某些逆转。

　　说实话，从桑兰在博客上暴露保姆劣迹开始，她在我心中的最初形象就发生了变化。这个在我看来曾经无比阳光积极的姑娘，似乎变得越来越尖锐刻薄，越来越愤世嫉俗。内心深处，我很排斥这样一个桑兰，似乎只愿意记住那个永远笑对生活的桑兰。

　　以至于这桩美国官司开始后，我不自觉地选择过滤掉一些和她相关的信息。在她美国官司进行过程中，从天价索赔到性骚扰指控，再到她和美国律师的矛盾以及美国律师反咬一口，事态越来越朝着闹剧方向发展，我也越来越不想跟随这样一场官司。

　　随着官司的进展，桑兰也不复那个身残志坚的现代版张海迪了。我们儿时心目中的张海迪是一位圣女，一位无缺偶像。当这样的社会偶像逐渐还原成真实的个体时，过程让人很难马上接受。

　　直到这次的约稿，让我我静下心来，一点点审阅官司经过、以及桑兰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我曾受人之托，通过朋友联系桑兰，看她能否上一本内部杂志的封面。桑兰经纪人当时的报价相当高，请求于是搁浅。那时候我觉得桑兰似乎想走一个公众偶像的路线，这样的选择无可厚非，但感觉还是有点怪怪的。直到了解清楚桑兰伤后从美国归来的生活状况时，才知道，这个公众偶像其实始终要戴着一幅面具面对社会，不论她是否心甘情愿。

　　她本来就是在一个金牌至上的竞技体育体制下被“圈养”而成的专业运动员，遭遇人生厄运后，既没有独立应对生活挑战的准备，也没能从体制得到足够的支持和保护。在她受伤后，一度流传说，她醒后的第一句话是“我还能练吗？”但事实上，她苏醒后惊恐地说：“都是他！都是他撤垫子！不怪我，真的不怪我！”这个“他”，指的是她那次改变命运的起跳前，撤掉垫子的一位罗马尼亚教练。

　　桑兰有着坚强的个性和乐观的人生态度。17岁的她敢于笑对未来，她的笑感动了一个时代。但是从17岁走到27岁，再到30岁，虽然她得到了很多社会关爱，获得了上学深造机会，但她不能再主动选择自己的人生，甚至不能随意发泄自己的情绪。她必须是那个戴着面具的完美的孩子。

　　因此我想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两句萧索落魄的诗句，或许是对桑兰内心世界的一种写照。她受伤12年来，表面上得到了极高的荣誉和重视，总是面带笑容出现在各种公众画面上，可关起门来，一个遭遇身残厄运的人的真实生活，又能阳光得哪里去？

　　就算在她仍然顶着“微笑天使”的光环时，桑兰和那个她曾经从属的体制，关系也越来越冷漠。对于桑兰这个社会关注度太高的个体，体制相当忌惮——既不愿意背上冷酷冷漠、缺乏人性的骂名，更怕桑兰受伤事件被广为传播后，影响到这项运动声誉，而无法完成金牌任务。于是体制发声：“你们别再报桑兰了，都没人敢练体操了！”

　　体制是不会在乎桑兰这个社会偶像存在的意义的。桑兰能够克服生命中的痛苦挫折，用乐观态度和向上精神去追求更大的生活意义，这本是运动精神的一种体现。她本应是体操项目的一位“英雄”，而不是一个备遭忌惮，让人感觉满身棱角的弃儿。

　　随着岁数增长、阅历增加，桑兰越来越孤愤。她在进行一场战争，一场和自己、和社会规则与潜规则的战争。她是否应该去打这场官司、她的论点论据是否正确，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这场战争中，桑兰或许能找回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