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网上出现了一段关于桑兰“母亲在美期间曾崩溃轻生”的视频报道，其中桑兰向记者披露自己在美国不堪回首的一段经历，因为监护人谢晓虹训斥母亲笨手笨脚，自己也不懂事地合伙指责，险些将妈妈逼上绝路。随后记者拨通桑兰妈妈的电话，妈妈说，自己最近一段时间身体不舒服，提到女儿的事情语气中充满无奈，说自己并不想讲这些事情，“等全部事情结束之后再说吧。”

　　未经批准受访 事后奉上“悔过书”

　　现如今说起桑兰和当初的监护人谢晓虹、刘国生夫妇之间的关系，很多媒体用上了“控制”、“被绑架”这样的字眼，那么到底他们对桑兰控制的程度有多深，都让桑兰失去了什么样的人身自由和权利？视频中，桑兰用一封尘封的“悔过书”来告诉大家。

　　在这封“悔过书”中，桑兰写道：“我回来北京以后，由于您们的安排和帮助，我受到了一种特殊待遇，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一些记者采访和参加一些活动我都及时告诉您们并征求您们的意见，这次确是有些特殊情况没有及时告诉您们，我拿我的人格担保，我绝不是故意要隐瞒些什么，事实上也隐瞒不了。”由于在没有经过谢、刘夫妇允许的情况下，桑兰接受了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的采访，引起了谢、刘夫妇不满，受到斥责，恐怕得罪二人，她写下了这封“悔过书”希望得到原谅。

　　怕“您们”生气 桑兰道歉并立誓

　　“悔过书”从头到尾都称呼谢、刘夫妇为“您们”，毕恭毕敬的语气和字眼将不平等的地位显露无遗，尤其是请求原谅、立誓表决心的内容让人体会不到“一家人”间亲情的味道。“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只怪我当时犹豫，我做错了，我确实做了件很对不起您们的事，但根本不是背叛您们，我一定会吸取这次深刻的教训，我想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请原谅我吧。 ”

　　“悔过书”中桑兰这样描述自己之所以接受采访的前前后后。“那天，康复中心的人跟我妈说，有一个美国驻中国的记者要采访我，说是许多美国人关心我，他们想知道我在中国做些什么，当时我想这是一件好事，我妈跟我说以后我就答应下来了，后来我想跟您们发邮件说明情况，但考虑万一您们不同意我该怎么办，而我已经答应了那位美国记者来采访，所以我心里非常矛盾，由于他是外国人，我拒绝他的要求，他可能会很生气，也许还可能借题发挥，真是那样的话，情况就严重了，所以我没及时跟您们说明情况，事实上，我心里有些害怕告诉您们。”

　　●关于妈妈 竟然差点轻生

　　记者最近一段时间都有电话联系桑兰的妈妈，可桑兰妈妈像事先被打过防疫针，先感谢记者的采访，然后礼貌地回绝。不过有两次在电话中，桑兰妈妈都表示自己最近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提到自己在美国是否受到委屈，也表示，“等全部事情结束之后再说吧。”不过，通过网上这段采访桑兰的视频可以了解到，桑兰妈妈差点在美国撞墙轻生。

　　桑兰回忆道，自己在母亲最无助的时候还冤枉了她，让她承受了很多的委屈。“在美国期间，我和我的妈妈都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由于我高位截瘫，所以生活不能自理，更多的由我母亲代为照料，但是谢晓虹总是训斥我妈妈笨手笨脚，这也做不好那也做不好，那时我也不懂事，也跟着谢晓虹训斥妈妈，对此我母亲非常委屈，可找不到倾诉的对象。一天晚上，她趁人不注意在家中到处找酒，最终她找到一瓶国内带来的药酒一口饮下，然后昏昏沉沉的她开始用头撞墙，后来被人发现才阻止了她这种轻生的做法，仿佛那一刻我长大了，我哭着对我母亲说：妈你死了，我该怎么办？我差点冤枉了自己的母亲，我不应该在母亲最孤独的时候说那样的话。 ”

　　●关于自己 换个轮椅都不能做主

　　除了不能自作主张接受媒体采访，别人给自己的东西也没有任何自主权。桑兰在视频中讲述，“我回国以后，一些海外华侨等爱心人士为我捐助了价值100万人民币左右的康复器材，但是最终我什么也没得到，谢晓虹让我捐出去，以表现她的高姿态、高觉悟，却牺牲我的利益。另外，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一个轮椅也在谢晓虹的‘安排下’被捐给了和我有一样遭遇的体操运动员刘玉婷，谢晓虹根本就没有顾及到我和家人的感受，我一直都坐着那个旧轮椅直到2008年才更换，我连想要得到一个轮椅都做不了主，这多么可笑啊！”

　　□记者 邹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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