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北大山鹰社雪山折翅，5名学子遇难。如今，与此事有关的人们拍了一部电影，以期获得救赎与回归。这也是八年来，那场举国震惊的山难第一次面向社会的总结行为。  

　　这个玛尼堆用的石头来自香山脚下，从八年前就伫立在这里。

　　拂去五颜六色的彩旗和藏语六字真言，石堆上处处可见乳白色的蜡泪。那是前一天留下的，和堆前的几束鲜花一样，来自北京大学登山社团———山鹰社的纪念仪式。

　　堆旁不到10米，是山鹰社高大的攀岩训练墙，几名社员正在向身上挂绳子等保护设施。墙上某洗发水品牌的字样清晰可见，尽管它早已不是山鹰社的赞助商。2002年山鹰社攀登希夏邦马峰遭遇雪崩五名社员遇难，是它停止赞助的原因之一。

　　前一天———2010年11月18日，是个意义独特的日子。纪录片《巅峰记忆》在北京一家影院公映，投资者与主角都曾是山鹰社成员。

　　女主角李兰是当年那场山难的幸存者之一。这部片子以她多年后再度攀登那座高山的经历为主线，讲述她个人的“救赎与回归”。这也是八年来，北大山难第一次面向社会的回顾行为。

　　再攀登一次

　　“对于攀登者们来说，纪念的最好方式就是重新攀登这座山峰，这将是我的一个坚定的心愿”———《巅峰记忆》

　　“拍这个电影，我们几个(山鹰社)‘老人’论证了很久……觉得这个事情到了该回顾的时候了”。

　　个头不高但很壮实的孙斌是《巅峰记忆》的投资者，在校时是山鹰社的登山队长。这改变了他的人生。2000年他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却去了中国登山协会当教练，还参加了北京奥运会的珠峰圣火传递工作。那次山难之前，登山队员们请他来，讲授过地形地貌、气象及高原反应等知识。

　　在《巅峰记忆》中，孙斌也是一个出镜角色———登山者。他们6名登山者结伴，在去年9月攀登了当年北大山鹰社遭遇山难的希夏邦马峰，8012米。这是一次商业登山活动，他们每人花费8万元，和西藏圣山公司签约，获得了30多名藏族向导和辅助人员的服务。孙斌负担了其中一名女登山者李兰的费用。她是这部电影的主角。

　　这次登山给留着长发的导演李嘉———北京电视台体育部的一名编导灵感———为何不顺势拍下这次登山，以李兰的经历为主线，引入当年的那场山难呢？

　　于是，这部纪录片的一开头，便是李兰的自述：“……这片河谷和我曾有着那么深、那么强烈、那么难以割舍的关系，我来，我是为这个山谷而来。”这样的自述，贯穿了整部电影。

　　李兰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因为她是6名登山者之中，唯一经历过当年那场山难的人。

　　2002年夏天，已经从北大广告专业毕业两年的李兰仍跟着山鹰社一起登山。是年，山鹰社的目标是西藏的希夏邦马西峰。

　　对世界上任何一位非专业登山者而言，八千米都是一个值得骄傲的高度。1999年，山鹰社成立十周年之际出了一本社史，名字就是《八千米生命高度》。这个名字的底气来自前一年北大百年校庆，山鹰社以这样的举动表达祝贺：攀登上了8201米的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尽管绝大多数登山队员皆非在校学生，但那一次无疑是山鹰社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此前国内从未有业余登山队登上过这一高度。

　　校庆过后老队员们纷纷散去，继续登山的任务落在了在校生身上。他们虽也知道自己不足以挑战八千米，但又无法杜绝它的诱惑———于是，他们定下了这个目标。根据的路线资料来自多年前的一支日本登山队。

　　希夏邦马主峰高8012米，西峰高7292米。“我们当时确实是想一边攀登西峰，一边侦察，看将来有没有攀登主峰的可能性。”当年的山鹰社长，99级生物系的国家二级登山运动员刘炎林说。

　　当时，山鹰社网站刊登的一篇文章称：“……今年的梦，是希夏邦马西峰———7292米。届时，我们会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在岩壁狂欢？”“自我膨胀”。今天，一位山鹰社社员如此对南都记者评价8年前的山鹰社心态。

　　“对于攀登者们来说，纪念的最好方式就是重新攀登这座山峰，这将是我的一个坚定的心愿。”李兰在《巅峰记忆》中说。但她也没有想到，这部电影会一直拍到今年。

　　严酷之地

　　“我坐在驮包上，久久地向着山谷方向看着，就哭了，我们十五个一起进山，却有人再也不能自己走出来了，那个山谷始终沉默着”———《巅峰记忆》

　　八年来，那次山难从未得到面向社会反思和追忆的机会。除了2004年山鹰社十五周年时拍的一部内部短片《没有顶峰》中提及外，它一直是山鹰社、北大乃至中国民间登山运动心头的隐痛。这次拍电影，北大还有相当一部分反对声音。

　　在李兰的回忆中，希夏邦马的冰川还如八年前一般，沉默而骄傲地伫立着。

　　2002年7月中旬，山鹰社15名队员先后到达西藏。为了省钱，他们没有坐飞机，而是先乘火车到格尔木，再坐大客车几经辗转到达拉萨。10元钱一张床位的小旅馆，他们亦非一人一床。有几名男同学都睡在地上。

　　山鹰社并不缺钱。李兰回忆，当年社里申请了体育彩票的赞助，10万元。给拉不到赞助的山鹰社科考队留了两万元，还要省钱做其他一些活动。最后，包括路费、吃住和登山注册费在内，只花了5万元。

　　省钱，招来了山难发生后舆论的质疑：为何不听从西藏登山协会的建议，花钱租一部海事卫星电话，再雇几名藏族向导？

　　西藏登山协会给山鹰社的建议除了以上两条，尚有一条：希夏邦马峰位于雅鲁藏布江以南，纬度低，这个季节是希夏邦马的雨季，降水多、积雪不牢固，安全系数低。建议他们改在春秋两季攀登。

　　三条建议都未被采纳，山鹰社只是向西藏登协借了三台对讲机用。除了省钱、自力更生这两条一切学生社团都本能地沿袭的准则，时间更是一道跨不过去的坎。这次除李兰之外的14人全部是在校学生，他们只能利用暑假登山。

　　根据对高山的适应情况和攀登实力的强弱，15个人分为A、B、C三组，最强壮和技术最优秀的A组五个人担负了冲顶任务。他们是98级电子系学生雷宇，曾任山鹰社社长；98级数学系学生林礼清，曾任山鹰社秘书长；2000级政管系学生张兴柏、2000级力学系学生卢臻和99级数学系学生杨磊。三人分别是山鹰社的训练部部长、装备部部长和资料部部长。

　　由于要照顾身体适应最差的队友，队长刘炎林留在了负责后勤的C组。李兰在B组。她还憧憬着，如果A组顺利成功且天气允许，她也将尝试冲顶。

　　8月7日中午11时，走出冲顶前最后一个营地C 3的A组翻过一面6700米高的大雪坡，来到两块大石头中间。上宽中窄，成喇叭口形状———这是典型的易发生雪崩地形。西藏登山队事后用特快专递邮给中国登协的搜救报告称：8月初，这里已连续下了8天的大雪。

　　如果不走雪坡而走山脊，就不会出事。8年后的今天，李兰如此对南都记者断言。然而，当时缺乏经验的学生登山队看不出这个毁灭性的错误。A组最后的信息是“正在修路”。不久，联络就断了。

　　李兰的B组和刘炎林的C组都以为是步话机故障。直到第二天，李兰按计划上到C3营地，发现昨夜根本没有人回来，才觉得不妙。她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想：或许是他们冲顶到半路回不来，挖雪窝趴了一宿？实际上，他们这些学生没人懂得挖雪窝的技术。

　　又一天过去了，A组还没有回来。李兰和一名队员上山去找，发现了“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雪崩区域；还发现了在两块大石头中间的雪坡上，似乎露出一点人体的痕迹……

　　刘炎林事后写下文字回忆：

　　“(8月9日)6点半左右，李兰和牟治平出现在帐篷对面陡峭的雪坡上。我拿了一瓶水出去接。风雪又起来了。老牟走在前面。我问：怎样？他黑着眼睛和嘴唇，说：A组全完了。我一下子感到了自己全身的颤抖。我继续往上走：李兰还在后面。我抱着李兰，她靠着我肩膀，大声嘶哭，一会挣脱我的肩膀，在漫天的风雪里尖声大叫。我跪进了雪里，所有的疑虑都被证实了，所有美好的设想都被打破了。岳斌趴在雪里，双手拍打雪地。”

　　雪崩是登山者的大敌。新中国第一位登山烈士丁行友便死于雪崩。落在手上轻飘飘一会儿便将融化的雪花汇集、滚动、崩塌，就变成摧毁一切的万钧之力，人埋在雪中几分钟便会窒息死亡。上次日本人走这条路线平安无事，谁能想到这次竟如此惨烈？

　　由于没有海事卫星电话，队员们只能下山求救。一直到15日，西藏登山协会派出的搜救队才赶到大本营。

　　事实上，搜救队员们也没有见过如此惨烈的山难。

　　最终，搜救队发现了三名队员的遗体。另外两人的遗体据推断埋在更深的雪中。由于雪崩危险时刻可能发生，根本无法把遗体从6000多米高的雪山上运下去，甚至没有时间将遗体全部挖出。搜救队员们根据国际惯例，在拍照、取下部分遗物后，将遗体原地掩埋。

　　李兰在《巅峰记忆》中说，当时她和队友下撤时正是中午，怕再雪崩，不得不在山坡上坐等了几个小时才下去。望着冰川，她觉得它一点儿都不美。很丑陋，而且很脏。登山这件事情“是很荒谬的一件事儿”，“完全没意义”。

　　在藏语中，“希夏邦马”意为“气候严酷之地”。

　　血的总结

　　“孤独极了，好像要有300人等着看我的旧伤口一样，又一定有人要听我对过去的描述，其实我没有义务一定已经恢复得很好了，一定要表现得很超然么？”——2010年11月16日，李兰的微博

　　不待刘炎林等第一批六名队员飞回北京，舆论对“山鹰折翅”的关注已炒成了一片。网上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评论：“是取消山鹰社的时候了”。

　　在纷乱中，最后一批回到学校的李兰被遗忘了，没有赶上刘炎林等人接受的心理治疗。

　　山鹰社攀岩训练墙旁边的玛尼堆，就是此时树起来的。无数胸戴白花的学生在堆旁点燃烛光的场景上了电视新闻。五名遇难社员被授予“登山勇士”和“共青团标兵”称号。除了每人1万元的生命保险，北大赔给每个家庭8万元。他们的父母来到学校，在严密看护下一次次哭得死而复生。

　　有山鹰社“教父”之称的山鹰社首任社长、98年卓奥友登山队的队长曹峻认同李兰对希峰山难的技术性分析。他另对南都记者总结说：希峰山难表明山鹰社作为学生团体，知识点方面的欠缺，和团队风险控制能力的欠缺。

　　北大也没有就此禁绝登山活动。但刘炎林回忆：各种各样的总结会一直从当年8月份开到了第二年三四月份，山鹰社历年的许多老队员都赶回来参加。除了总结山难原因，还定下了一条规矩：山鹰社的核心主题是“登山训练”，而非此前懵懂的那种“一山更比一山高”的心态。

　　孙斌的看法与曹峻相近：纪录是山鹰社创造的，每一代队员都想超越纪录；问题是每一代队员不一定都比前一代的技术水平高。另外，总是靠老队员给新队员当教练，技术的传承也成问题。“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合格的教练。”

　　缺少气候地形资料的山、天气多变恶劣的山、有不可避免的雪崩地带的山……从此成为山鹰社明确不考虑的选择对象。按照这一标准审视山鹰社往年的战绩，所有的人都心生凉意：发生山难的前一年，山鹰社攀登了7048米高的西藏穷母岗日峰。那是一座难度远远超过希峰的高山，且有不可避免的雪崩地带，还真的发生了雪崩，只不过侥幸无人受伤。刘炎林、李兰，以及五名遇难队员中的四名都登顶穷母岗日成功。按照这样的力量标准，攀登希峰其实根本不在话下。可谁想到，会发生雪崩呢？

　　参照希峰的标准，山鹰社还伴生了诸多不成文的规矩：不登7000米以上的山，不登雅鲁藏布江以南的山等。中国登山协会也多了一些新规定，如学生登山队必须聘请向导。

　　对五个遇难社员家庭的感情，成了山鹰社心灵上永远的一块保留地。刘炎林勇敢地拒绝了学校的劝阻，坚持去见五个人的家长。他们想用各种办法弥补家长们的心伤，其中包括在遇难社员之一卢臻读中学的母校设立了一个“卢臻奖学金”。还按照五个人的家庭分布地域，派家在附近的社员假期去探望。

　　这些慰问方式没多久便难以为继。新入社的社员未曾经历其事，对五个遇难者的家庭没多少直接感情；按照李兰的话说，“也不是每个学生都长于人情世故”，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年轻人们都不好把握。

　　没多久，探望改由刘炎林和李兰这些山难的亲历者去，按照他们每个人的籍贯，各负责某个遇难者的家庭。

　　依然不行。遇难者家长对他们的情感是矛盾的。双方交谈，总是三句两句扯到死难的儿子身上，空气极易瞬间冻僵。一方面，他们确实想好好招待这些孩子；另一方面则不希望他们来。因为这无疑是又把他们心灵上的创口揭开一遍。

　　这种看似温情实则残忍的慰问，李兰刻骨铭心。她对自己的心灵创伤有切实印象：经常在公众场合控制不住自己，一喝多就流泪，就想那五个死难的队友。“……刚开始我们这些人想做点什么，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心安。”

　　“卢臻奖学金”发了两年，停了。刘炎林的解释是，后来他读研究生事情多，忙忘了；李兰则解释为，每次给中学生发奖学金都要把卢臻的父母找来，这太残忍。五对父母从来没有当面对他们说过“你们别来了”。但其中一些亲属曲折地表达了这层意思，她才恍然大悟。后来，李兰又给他们邮过几次月饼之类的东西，但她再也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