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寅生：我是“说了不做”，他是具体执行者

　　李富荣是好斗性格的典型。不仅是打比赛，生活中除了喝酒他不跟你争，只要有输赢，比如下棋、打牌，他都跟你争个没完。用到工作上，就是好胜不服输，可以说是乒乓界60年代的典型。50年代的代表是容国团，意志品质非常顽强，不怕输，不服输，但容国团在生活中不像他这么好胜，有时候也谦让一些。我们这拨队员里，李富荣最小，个性也最鲜明。

　　我们俩都是从上海来的，开始他是在青年队，1960年也进了国家队，26届的时候我们俩都报上了团体。对乒乓球运动员来说，打团体是第一目标，是最高荣誉，而且必须自己上场去打，不上场蹭个冠军也没意思。结果他报了名，但实力还稍微嫩一点，没上场，如果我当时差一点的话他就上来了。那时候我也没什么成绩，所以平时训练的时候他把我当作一个较劲儿的目标，而我总感觉他稍微小孩儿一点，并没有把他当作一个竞争对手，我有什么意见就直接说。有一次把他说急眼了，开会的时候我给他提完意见，说了一句：“我要是幸灾乐祸的话，我就不跟你说这些了。”这小子正在气头上，没听明白这话里的意思，马上回了我一句：“你可以幸灾乐祸啊！”当时他还挺委屈的。

　　从这以后，我也知道了他的脾气了，过分的玩笑和刺激人的话也不跟他说了。快五十年了，我们再也没有红过脸。

　　讲到打球，任何时候他都要跟你较劲。平时在队里比赛，我一个是不要跟张燮林打，跟他打没劲，他是长胶怪板，我不适应，外国人又没有这种打法，所以我没心思动脑筋琢磨这个，输给他就输给他了。第二个我不愿意跟李富荣打，揪心，烦，他在场上死缠烂打，打得满头大汗，呼哧呼哧的，但再狼狈他也跟你缠着，一分一分跟你咬，咬得你头皮都发痒，你即使把他赢了，他还是不服。这说明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不服输不怕输，说明他的意志品质顽强。26届有一场单打，他与日本的“削球机器”涩谷五郎对阵，一上来就0比2落后，李富荣一看攻不了，他就搓，软磨硬泡，最后3比2把人家搓赢了。他就是这种性格，不管场上多狼狈，我赢了就行了，我笑到最后了。

　　对涩谷这场球虽然赢了，对他刺激挺大的，教练说他要想再提高，一定要练好对付守球的功夫，从1961年到1963年，他拼命练“拉功”，一个动作每天要做成百上千遍，以后他对削球手从来没有败过。27届世乒赛的时候，李富荣的整体实力比较成熟了，半决赛对西德队拿了两分。但到了决赛的时候，教练还是决定让我上了。他一直憋着一股劲儿，就像一只老虎，饿了几年，一直到28届，终于出头了，终于可以放开手脚猛冲狠打了，一上去气势就不一样。男团决赛还是中国跟日本打，李富荣打的是2、6、9位置。第一场张燮林输给了高桥，第二场他上去跟木村打，两人是老对手，但在世界比赛中还是第一次交手，第一局李富荣16︰20落后，眼看木村再得一分就拿下了，李富荣连续发球得分和抢攻得分，居然连赢6分，反败为胜。第二局木村以21︰15获胜，到了决胜局李富荣左推右攻满场飞，最终21︰16赢下来了。这场球我在后面看着都揪心，太遭罪了，这个决赛压力太大，太困难了。那天决赛的场地还特别大，捡个球都累半死。

　　他打球的特点在当教练的时候也体现出来了，而且他的性格、思想、场上作风，又影响到了他的队员和周围的人，他最得意的两个弟子郭跃华和蔡振华，都是在场上能拼能咬，韧劲儿特别足的人。

　　1979年35届，中国队在男团决赛中输给了匈牙利队，赛后一位南斯拉夫记者问李富荣：“中国队什么时候能把奖杯夺回来？”按李富荣的性格，他恨不得明天就重打一场。但他毕竟是快40岁的人了，学会了克制，回答得很含蓄：“匈牙利队用了27年的时间重新夺到斯韦思林杯，这很不容易。我想，中国队重新夺回斯韦思林杯。恐怕用不了27年。”

　　那次比赛，由于三个男子项目全部失利，国内舆论认为这是一次惨败。群众批评的来信不断，有的言辞还相当尖刻，甚至还有给李富荣寄臭鞋垫的，说是奖给他的勋章，把他气得手直发抖。但冷静下来之后，他从全国各地的来信中汲取到了积极的鞭策力量，为了激励自己，他特意把第35届世乒赛男子团体颁奖的照片夹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里面，发誓要把斯韦思林杯夺回来。我作为中国乒协主席，除了检讨工作没有做好，也郑重表示，两年以后男队不拿世界冠军，我要主动辞职，以此激励乒乓球界发愤努力。

　　他那么好斗的一个人，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很有大局观，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比如说他三次世界比赛都是单打亚军，懂行的人都知道个中曲折，但是他自己从来不说，也不埋怨。我至少单项里还拿过双打冠军，他是一个单项冠军都没有。到现在改革开放了，市场经济了，别人恨不得整天在报纸电视台披露内幕，也有人问到他你当年怎么回事，他还是不怎么说，他就觉得说这个没意思，对于这一段历史，我们都认了，当然我们也让过，人家也让过我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这一代运动员觉得不管谁拿冠军，都是集体的荣誉，国家的荣誉。

　　到了28届男单决赛，他到了场上是怕输不掉。南斯拉夫的观众和新闻界有一个习惯，每次大型体育比赛，都认准一个大家最喜爱的明星，李富荣攻势凌厉，作风顽强，小伙子长得也精神，就给他起了一个雅号：“美男子加轰炸机”，女孩子们都围着他要签名，有时候需要领队和教练出面保驾才能让他脱身。再说，庄则栋已经拿了两次冠军了，人家不稀奇了，所以南斯拉夫的观众都向着李富荣。在场上，李富荣打得很放松，反倒是庄则栋有点紧张，后来放高球这小子有时候还打不着了。

　　我跟李富荣共事五十多年，除了年轻时候他红过一次脸，一直配合得比较默契。1971年我当了男队主教练，31届世乒赛中国队的团体阵容是以老带新，有庄则栋、李富荣、李景光、郗恩庭、梁戈亮。那时李富荣快30岁了，脚也坏了，老受伤，打法也落后一点，但他自己不服的，他觉得自己和庄则栋还是主力。实际上我当教练的心里很清楚这几个人的情况，没有把李富荣列进第一阵容，我当然不能说出来。当时军管会里有一个领导挺热心，提前就跟他打招呼了，意思是你是老将了，这次比赛主要是带带新人。李富荣一听心里就火了，憋了一肚子气。

　　比赛一开始我们也是用的梁戈亮，后来打法国队梁戈亮发挥不好，输给了塞克雷坦。按说年轻选手输一场没什么，但我们对梁戈亮抱的期望比较大，“秘密武器”一开始就失灵了，队里头也紧张了，接下去到底用还是不用啊。这是我当主教练以来，在世界比赛中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代表团领导和男队教练连夜开会，也让李富荣等几位老将一起研究。李富荣发言的时候显得有些激动，他先讲了前面领导找他谈话的情况，接着又说：“上新手，我可以理解。但同时也要让我做好每场必上的准备！现在梁戈亮、郗恩庭都遇到了困难，我要是也松了劲儿，你们想换人也换不上去……”但他没有得理不让人，最后冷静地表态说：“我认为下面的比赛。还是应该鼓励梁戈亮上，不能以一场胜败论英雄，要帮助他总结经验。万一他不行，我可以上！”这铿锵有力的一席话，使在座的人深受感动，心里也踏实了一些，最后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队还是上梁戈亮。比赛中，李富荣还不断地为梁戈亮鼓劲。这是李富荣对我初次担任教练工作的一次有力支持。

　　我带队打了两届世乒赛，男团是一胜一负，32届世乒赛之后队伍就交给他了，我不管队里具体的事了。他治队比较严，成绩比我好，时间也比我长，在队里一直干到1983年。我跟他合作基本上我抓大的，在技术发展方向这些大的原则问题上，很多观点是我提出来的，但我是说了不做的，他是具体执行者，用行动和实践积极支持。比如70年代初关于技术打法的大讨论，1971年世界比赛回来以后，我牵头说要丰富打法，讨论怎么学欧洲，当时反对的声音很大，他就很支持我，而且自己去实验，因为当时他是运动员，自己打了比赛是有体会的，知道不改不行。到了80年代，关于直板打法我也讲了一些过头话，我说直板再不改的话没出路，总有一天要被淘汰。当时李富荣也不见得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他不会跟我争，他能正确理解我的意思，而且踏踏实实亲自去实践，争来争去的有什么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地方上就不一样，就有人理解成，徐寅生已经讲了直板没出息，还打什么？李富荣跟我的做法不同，他说话不像我那么冲。后来我也总结过，他缓和一点，说了让别人更容易接受。但是我不讲不行的，不下重锤警示一下，大家在思想上不重视。李富荣作为最关键的执行者，他不跟你瞎争，而是去实践，直板后来确实发展了，从刘国梁开始就有了新东西了，证明我们的做法是对的。

　　后来他在训练局当局长，我在国家体委，两个人配合也挺好。他在训练局要管8个项目，更宏观一些了。我在国家体委抓竞赛，但不可能抓得那么细，像田径里又分几十个小项，我哪记得住。他就比较专业，对各个项目很了解，包括成绩多少，比我清楚多了。

　　这么多年一起共事，两个人不可能在所有事情上观点都相同，但比较可贵的是，哪怕有不同看法，他也不会跟你对着干，也没听他发过牢骚，而是去实践一下。这种默契很不容易。当然我也一直比较尊重他，从来没有说我的官比你大，你得听我的，或者像检查工作似的，给你说点什么挑个刺儿。记得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时候，我们俩都是副团长，团部安排我们两个人住一个房间，合住肯定互相影响，我转悠了一圈，一看有一个卫生间空着，我就搬到厕所去了。当时我也没说，你过去；我搬的时候，他也没说他去住。我也没觉得怎么样，两个人都睡得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