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济南10月23日体育专电(记者刘阳 闫翔岭 王恒志)要想看明白现在哪个代表团称雄全运会,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十一运会的排名分为综合金牌榜、综合奖牌榜和综合总分榜,目前三个榜单的领头羊是三个不同的代表团。
你没法不“眼晕”:无论是哪个榜单,无论是代表团所得的奖牌还是总分,有些不是以整数形式出现,比如“金牌数40.5枚”、总分“890.5分”。还有在十一运会全部比赛开赛前,金牌榜已经有了“零的突破”:江苏16块、山东12块,辽宁12块……
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在比赛中争第一,可不是中国人的“专利”。君不见,北京奥运会上,美国人和欧洲人也想尽办法搞出各种排名榜,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自己的排名好看点么?
但全运会排名这么复杂的原因有其具体的原因和“悠久”的源头,每次改变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促进中国体育的全面发展。虽然其间副作用有之,“唱歪嘴”有之,但要整体改变,难度很大。
计分渐欲迷人眼
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中详细解释了十一运会的奖励和计分办法。
为带动球类集体项目的发展,在本届比赛足、篮、排等八个球类项目获得前三名的队,他们实际获得的奖牌数分别按照双倍奖牌来统计。尤其是足球项目中男子16岁以下组和女子18岁以下组获得了特殊的关照,前三名分别按照2金、1金和0·5金计入排名统计,这也是奖牌榜上出现小数点的原因之一。
此外,运动员在北京奥运会上获得的前八名成绩,也将提前带入十一运会的计分排名。例如,单人项目每获1块奖牌,在全运会上就按照双倍奖牌(2枚)进行统计;双人项目中的奖牌,每名运动员按照1枚奖牌带入所属全运会代表团。运动员在奥运会上每创造一项世界纪录,他所属的代表团就能在全运会排名中增加1块金牌。
这就是为何全运会开赛前奖牌榜就已非空白的原因。以东道主山东为例,山东运动员在北京奥运会上夺得了5金,折算成全运会金牌有8枚,再加上刘春红等人在奥运会上破的世界纪录,因此山东在开赛前已经收获了12金。
总局还有解放军运动员两次计分以及西部联合培养的运动员的相关奖励政策。例如:解放军运动员的奥运奖牌按照双倍统计给运动员输送单位,在全运会上的奖牌也按照原数统计给原输送单位;西部的运动员和东部运动队“联姻”,在全运会上除了成绩各算50%,金牌各算0.5枚。
此外,任何进入奥运会前八名以及全运会前八名的运动员,他们的成绩都将转化为相关的分数,计入全运会的综合积分榜……
全运会的计分排名的榜单——金牌榜、奖牌榜和总分榜应运而生,由于其中错综复杂的计算方法,每个榜单的头名各不同也就可以理解了。
全运“杠杆”显威力
随着新中国体育健儿大步走进奥运会,上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各省忙全运,国家忙奥运”的怪现象。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从1993年的七运会开始,当时的国家体委首次做出了把奥运会上的奖牌、成绩带入全运会的奖励政策。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成绩,首次在1年后的七运会积分榜上有所体现。
这项针对性的举措当时收到了明显效果,它把“地方和国家利益捆到了一起”,地方把人才输送到国家队去参加奥运会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上海体育学院教授刘清早评价说,它使地方体育局的特点变成了“全运会前抓备战,奥运会前跑进京”。
一切围绕奥运会,在这个宗旨下,从2005年的十运会开始,国家体育总局进一步加大了奖励的力度,最终出台了奥运会奖牌双倍带入全运会的制度。
从十一运会开始,除了金牌榜和总分榜,国家体育总局首次设立了奖牌榜,竞体司副司长、十一运会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郭建军表示,此举是为了体现地方体育发展的“厚度”,淡化“唯金牌论”。
这些措施无不体现了“全运杠杆”的思路,本质上就是用全运会的奖励(或奖牌)来调动各地的积极性。
郭建军坦承这样的统计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但他强调:“全运会是一种手段,我们要通过这个手段最终实现奥运会上为国争光的目的,并且实现体育资源的合理分配。现今的计分方法符合我国体育发展的实际需要,也是现阶段体育体制和全运会价值与功能所决定的。”
单从奥运争光这个角度,目前的计分排名是很有作用的,这是中国体育界的共识。在采访中,广西体育局副局长吴数德、上海体育学院刘清早等都对此表示认可。
事实上,随着中国体育军团在奥运会上“呼风唤雨”,中国体育的职能逐渐也发生了改变,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目标的提出,也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体育界,影响着全运会。这在全运的计分排名中也有体现。
西部联合培养的运动员的相关奖励政策、足球奖励政策等等,都是体育总局为了改变一些特定的问题而出台的措施。而这些措施,某种意义上都是为了体育的宏观职能,而不是单独为了一两块金牌。
好经易被“唱歪嘴”
尽管竞赛组织者在实行全运会计分排名时希望面面俱到、公平公正,但是相关政策在实际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上届全运会,柔道赛场曾出现奥运冠军孙福明“假摔”事件,起因就是旧有的“双计分规则”:孙福明的对手、解放军队的闫思睿原来也是辽宁输送的,根据规则,闫思睿夺冠将意味着解放军和辽宁队同时各收获一块金牌,反之只有辽宁队能够收获一金。于是孙福明“推金山倒玉柱”就可以理解了。
国家体育总局竞体司副司长、十一运会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郭建军说:“复杂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给比赛带来了复杂的局面。尽管计分排名的初衷良好,但是在细节问题上的确存在漏洞。我们的政策还在根据实际问题不断完善。”
因此,国家体育总局对此问题做出修改,一旦两次计分的解放军运动员和原输送单位的运动员在决定名次的比赛中相遇,两次计分运动员所获得的奖牌和分数分别给所代表的两个单位按照50%计牌或计分,避免再度出现“假摔”现象。
对于计分方式引发的矛盾,郭建军并不讳言。他还列举出西部联合培养人才的政策所带来的弊端。他介绍说,总局为支持西部大开发,提出联合培养人才计划。西部的运动员和东部运动队“联姻”,在全运会上成绩各算50%,金牌各算0·5枚。这样做的初衷是希望为国家多培养人才,但具体比赛中“麻烦不断”。有些省市的强队向多个代表团输出人才,导致比赛中多个队的运动员其实只听强省的主教练安排,比赛中出现对手相互回避的问题,容易作假。
针对这一情况,竞体司在本届全运会上做出严格规定,在跳水、拳击、击剑、柔道等12个打分、交手类项目中,西部地区的同一单位同一项目上只能与另外一个单位签订联合培养协议。
但这种现象并没有完全杜绝。在本届全运会的田径男子3000米障碍赛结束后,亚军林向前就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指责山东省的交流运动员使用不道德战术阻止他夺冠。
郭建军说:“如果从全运会今后健康可持续发展、打造全运会品牌方面、更好地进行市场开发来看,有些计分方式还是应该有所简化。”
改进计分仍有空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相关代表团以及学者都表示,目前全运会实行的计分统计办法仍有改进的空间,他们希望全运会“奥运化”的同时,也要大力扶植优势项目、民族特色项目,坚持本土化体育文化,规范体育后备人才市场,这样才能更加促进中国竞技体育的整体发展。
上海体育学院刘清早教授认为,全运会上每个项目前八名的运动员都有可能成为下届奥运会的冠军,他们代表了竞技体育的一线队伍。对于这些运动员的成绩,全运会通过计分政策把他们的作用都体现出来。
但是,刘清早说:“除了对前八名的运动员单位做出计分奖励,全运会目前没有对地方人才梯队建设进行相关奖励,也就是说,二线队伍的奖励还是空白。”
专家还提议,目前对球类等集体项目的奖励措施力度还是不够大,比如球类项目的奥运金牌每人按照1块金牌带入全运会。刘清早说:“球类项目的运动员练死练活打到冠军才能拿1块金牌,地方的积极性当然受到影响。如果三大球项目的计分奖励政策加大力度,比如1块奥运奖牌能够转化为3块全运奖牌,那地方发展球类的积极性就会大有不同。”
另外,我国的优势项目,如乒乓球、羽毛球,以及诸如武术等民族特色项目的成绩也应该“另行对待”。刘清早说:“乒乓球、羽毛球的全运会比赛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拿下一块奖牌很不容易。如果不加大奖励力度,地方可能会感到优势项目夺牌难度增加而望而却步。”
江苏体育局局长殷宝林在肯定计分方式的同时也提出,目前在东西部省份运动员交流这点上的计分值得商榷,应鼓励在后备人才有层次进行交流,也就是在运动员还没有获得什么名次的时候,在生产环节进行交流,而不是在出了一定成绩之后简单地在流通环节进行交流赚分。
他说:“这很不规范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希望有一个完备的规定,开放全国性的后备人才市场,实现提高整体竞技水平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