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刘国正最后是在上海交通大学拿学士文凭，还是在北京体育大学拿硕士学位，笔者关注的是：大学能否让刘国正们真正地学到一些东西，不需要脱胎换骨，只需要有所超拔。

　　对于体育明星的上学问题，我一直高度关注。这不仅因为我在体育院校有着17年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还因为我对于体教结合、运动员文化教育、运动员生涯规划、运动员退役安置等问题始终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有人认为，运动员免试去上大学是剥夺了其他同龄人的受教育机会，属于一种教育不平等。

　　有人指出，上海交通大学对于体育明星的宽进严出政策值得称道，恰好体现了学校对体育明星与其他学生的公平。

　　还有人不赞同体育明星上大学，认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应该从中学甚至小学开始学起。

　　在我看来，体育明星上大学的成功个案并不多。比如邓亚萍从清华大学本科生到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比如10多年前陈翠婷退役后在深圳大学学习并获得英语六级考试全校最高分，还有李宁坚持在北京大学默默地学习历史和法律，如今成为一代体育商界领袖。

　　不成功的案例更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不成功的案例很少在媒体中出现。笔者身处体育教育界，在体育传媒界有不少朋友，因此从非正式渠道知道一些类似案例。比如某体育明星在学校的学习一直跟不上其他同学，只能悄悄退学；某体育明星从报到后就很少去学校上课，甚至连毕业论文都是别人帮助完成的；某体育明星虽然长期在海外谋生，却是某大学的在籍学生；某体育明星因为在一所高校难以适应严格管理而转到另外一所管制不严的高校顺利毕业。

　　可以说，在我所知道甚至见到的体育明星上大学的个案中，成功者的比例应该到不了20%。我的成功标准是：基本在学校正常上课和学习并顺利毕业。像邓亚萍那样从26个英文字母大小写都不明白到现在说英语十分流畅，用英语完成博士论文，实在是其他体育明星难以复制的奇迹。目前的一个尴尬是：我们甚至难以看到在学校注册的体育明星能坚持上课和顺利完成学业。

　　说一句难听一点的话：多数体育明星在大学里读书是挂名的，课堂里难以见到他们的身影。

　　我以为，目前的这种现象源于三个方面的功利思想。

　　一是招收体育明星的高校主要看重的是运动员的名声对于学校品牌的价值。个别媒体所发布的中国大学体育明星排行榜更是强化了部分高校的这种功利思想。其实这种动机无可厚非，但关键是要加强对于体育明星学业的关照，毕竟我们传统的封闭训练和管理体制下的体育明星文化知识有限，往往需要采取开小灶的方式才行。邓亚萍能走到今天，无疑与清华大学的特殊关照有密切关系。

　　二是体育明星的管理机构主要看重的是运动员获得高校文凭的意义。目前中国不少省市区的体育运动技术学院或体育学院曾经是运动员解决文凭问题的主要机构，但随着体育社会化和产业化的进程加快，不少运动员对非体育类专业的兴趣增强，认为拿一个经济或法律、新闻等学位有助于自己今后在体育经济、体育法、体育新闻等行业就业。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莫慧兰就成功地在新闻行业找到了自己退役以后发挥才能的舞台。

　　三是体育明星自身主要看重的是名牌大学对于扩大自身社会影响的作用。这种现象主要指那些选择名牌大学而非体育院校就读的体育明星。他们希望自己戴上某名牌大学的校徽能够给自己脸上贴金，甚至想借机摆脱“没文化”的形象。清华、北大、人大等名校吸引众多体育明星就读或许就与体育明星的这种心态有关。

　　需要明确的是，其实体育明星和高校之间的这种联姻很像体育明星为企业品牌代言的合作。

　　有三个关键问题是上述三方需要考虑的。

　　一是招收体育明星的高校必须考虑：一个没有上过课的体育明星拿走学校的文凭，对于学校意味着什么？很可能最终的结果是体育明星会瞧不起学校，因为他们在学校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没有付出任何努力，对得到的文凭也绝不会珍惜。既然高校要招收体育明星，就应该负起责任来，对于那些无法保证上课的明星，根本就没有必要招收其入校。

　　二是体育明星的管理机构必须考虑：运动员的生涯转换和退役后生活需要的不是一纸没有实质意义的文凭，而是真正的才能和学识。要真正为运动员的人生考虑，就应该提供机会让运动员真正学到本领。毕竟，多数运动员的名声是没有持久力的品牌，很容易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贬值。

　　三是体育明星们自己应该充分考虑：没有名牌大学文凭的运动员固然不会被认为很有文化，但获得名牌大学学士、硕士甚至博士文凭的运动员会被人们抬高多少期望值，也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曾有一位奥运会冠军对劝其攻读硕士的老师说：我不敢读研究生，因为我害怕自己水平不够。一旦读了研究生，人们会以更高的标准来审视我，我的压力会更大。笔者以为这是一种明智的态度。

　　关于运动员上大学，当前还有三个关键问题需要正视。

　　一是运动员“亦读亦训”的管理模式能否推行？南京体育学院曾经是这个模式的典范，但一所体育学院难以满足运动员的学习需求和今后转换生涯的专业需求。各个项目国家队和省市队伍能否舍得让运动员“失去一半训练时间”和“一半时间不被教练员控制”，也会是对传统的运动队管理模式的一个严峻挑战。如果学习西方多数国家不常设国家队和运动员在自己家里住宿的管理方式，就有希望为运动员文化学习和上大学提供足够的空间，但这种模式是我们的运动员管理机构愿意接受的吗？

　　二是运动员在学校一条龙的培训体系能否推广？清华大学的附小、附中(含马约翰班)、大学一条龙选拔和培养体系有成功的先例，也有失败的遗憾。不解决目前体育部门垄断国家队组建和集训、参赛等资源的现状，就无法让大学里的运动员获得充分的体育领域的发展空间，培养模式的推广就难以有生命力。如果让大学作为单列机构参加全国运动会乃至世界比赛，或许就能为这种培养模式提供一个重要的出口和上升空间。

　　三是高校对体育明星的实质性培养能否推进？一般的运动员很难有邓亚萍那样的幸运，但高校既然接纳了运动员，就有必要为他们的学习提供弹性空间和灵活帮助。传统的封闭训练体系下成名的运动员接受文化学习的机会有限，因此直接上大学难以适应，往往需要特殊的关照和提携。为运动员补课和提供专门的导师等，都是可取的做法。而运动员自身也必须明白自己退役后如果不去做教练员等职业，势必需要学习一些真本领，只拿一个文凭是不管用的。北京体育大学专门为优秀运动员设置培养方案的做法就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笔者在北京体育大学工作时还曾于2000年初住在国家体操队宿舍，晚上为白天训练完的国家体操男队部分运动员讲授体育社会学课程，而北京体育大学的国家赛艇班更是享受过老师到他们在北京以外的训练地点授课的优待。

　　看到有新闻说，刘国正并不担心自己在上海交通大学的退学，因为他已经在北京体育大学上研究生；而上海交通大学体育系的孙麒麟教授则表示：“宽进严出”是上海交通大学对于运动员学生的原则，还为五位运动员保留了继续就学的机会。

　　不管刘国正最后是在上海交通大学拿学士文凭，还是在北京体育大学拿硕士学位，笔者关注的是：大学能否让刘国正们真正地学到一些东西，不需要脱胎换骨，只需要有所超拔。

　　如果大学不能给运动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知识提供任何改进，那么大学对运动员来说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令人怀疑了。如果运动员拿了大学文凭而没有任何知识和能力上的提升，那么我们的整个社会就要反思高校管理体制和运动员管理体系了。(易剑东 作者为人文社会学博士、北体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