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态度：禁地随时开放 欢迎见证

　　身为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的赵健，对于一些指责似乎已经听得有些腻了，比如很多中国运动员都在服药，比如在这个巨大国家的某一个角落，正有一个人指挥着所有运动员，秘密地、在没有国际组织监控的情况下备战北京奥运会……

　　禁地 随时开放

　　其实，这样的传言在2007年游泳世锦赛时就甚嚣尘上，当时澳大利亚泳协甚至公开向中国发出明确问责。赵健当然没少听到这些莫须有的指摘，次数的增多当然不能改变事实，尽管如此他还是有些不胜其烦，对于如是猜疑，这位局内人给出了讽刺回应：“这实在是太过可笑了，当今的信息社会，真的想要把运动员藏起来可能吗？有些人就是不相信我们反兴奋剂的努力，而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让相应的工作流程更加透明化。”为了证明自己的话所言非虚，赵健特意邀请一些外国记者，跟随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工作人员见证药检过程，而且表示任何时候都欢迎类似的新闻监督。

　　丛俊(音译)就是这样一位工作人员，我们和他在距离鸟巢体育场极近的、崭新的中国反兴奋剂中心门口碰面。中心大楼里还飘散着可能风干不久的油漆的味道，许多房间里堆放着还没有开启的大小箱子，礼堂内还悬挂着欢迎嘉宾出席落成仪式的横幅。询问得知，仅仅在数周前，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搬进了位于此处的新办公地点。

　　进入这座红色建筑物一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丛俊有条不紊地把塑料瓶、试纸、橡皮手套和问卷放进自己的大公文包里，他是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大约300名受邀检查人员中的一位，“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因为我热爱体育，如今兴奋剂越来越成为一个敏感问题，我和很多人一样支持公平竞赛，这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重要原则。”

　　为了最好地完成这份工作，丛俊几乎放弃了休息时间，常常前往运动员的集训基地、比如云南省等等采集样本。不少正在备战奥运会的运动员选择在中国西南部，与越南或缅甸接壤的山区进行训练。丛俊说：“在那里我们差不多每天都会进行检测，有的时候一天就要完成60到70例尿样的采集和检测工作。”

　　这一次他的名单里只有两位运动员在列，而且还不需要长途飞行，因为目的地就在奥林匹克酒店，不过5分钟的步行距离。这里是中国摔跤和柔道队训练的地方，32岁的冼冬妹就在这里，她曾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负52公斤级柔道冠军，也是这次丛俊兴奋剂检测的对象之一，“我们来之前都没有和他们联系。”

　　抽检家常便饭

　　当丛俊在酒店前台亮出证件之后，马上得到了需要的最明确信息——两位运动员的房间都在酒店七层。几分钟后丛俊敲响了房间门，里面却是一片寂静毫无回应。折返下楼来我们才注意到，在酒店大堂一侧的餐厅里，20多名运动员正在享用自助餐。冼冬妹和队友也在其中，她告诉丛俊和队医先进行一番交流，然后就准备去接受药检。过程的顺利让丛俊看上去显得很轻松。

　　用完午饭我们再次乘坐电梯上到七楼，有一间房间被临时改造成了按摩室，在紧挨的洗手间里，冼冬妹和队友需要交出尿样，而血检则不在此次流程之内。按照国际惯例，丛俊的女助理何羡(音译)陪同两位女运动员进入洗手间，何本来是一名导游，后来出于对体育的热爱，选择了这项更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从而得到了在特殊场合与偶像相见的机会。“很多运动员在别人面前抽取尿样都会很紧张，但只有这个办法，我们必须仔细做好工作，奥运会尿检的时候洗手间还会安装镜子。”何羡表示自己对目前的工作适应得极其自然。

　　等她们回到房间，丛俊向众人详细讲解了具体流程，并当着她们的面打开专用塑料瓶，将尿样倒进去然后密封起来。队医谭杰(音译)见证了整个过程，同时介绍了队员们都吃了什么，以及最近因为感冒等小恙服用过什么常用药。冼冬妹对于抽检显然习以为常，奥运冠军的注意力似乎一直停留在她的手机屏幕上，那里保存着她宝贝女儿的照片，女儿现在和冼冬妹的丈夫住在广州家里，距离北京2000多公里。对于中国的世界级体育明星来说，和家庭的分离就像药检一样，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冼冬妹自然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成为顶尖运动员，就肯定会经常成为药检的对象，游泳、田径、举重、赛艇、摔跤和柔道又是最经常被抽查的项目，我们完全理解。”

　　大约半小时后，药检终于结束了，尿样被送到了新的兴奋剂检测中心，据总部设在加拿大的世界反兴奋剂中心认定，这里已达到了目前世界顶尖水平。告别的时候丛俊神情认真地多次向我们强调，中国的反兴奋剂工作一直严格进行着，“每天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都在从事这项枯燥而繁琐的工作，如果西方有人说中国运动员在服用禁药，我希望他们看完检测结果后再发表评论，不能因为运动员成绩有所进步就胡言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