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摔跤在民间广泛流行 地坛天坛燕山觅跤手身影

　　摔跤，北京人称其为“掼跤”，从事此业的人称其为“撂跤”，是古已有之的一项活动。明代摔跤在民间广泛流行，清代最盛。

　　清末时京师善扑营设左、右翼，京人俗称“东、西营”。东营在东城区的大佛寺宪政处，西营在西四旃坛寺禁卫军营，称为官跤场。跤手称作扑户。

　　北京的私跤场则为民间习武表演所用，由私人出资主办，这些私跤场多设在庙会处。在私跤上摔成头等的跤手，有机会由各旗保送善扑营试艺“挑缺儿”，挑上缺儿的人被称为“他希密”，是善扑营的后备力量。等到善扑营的扑户出缺短员时，他希密再由堂官监视试艺，挑中者为三等扑户，以后渐升。挑不中者有的为进善扑营而托门路、使金钱，营私舞弊，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弄虚作假者亦有之。

　　帝制瓦崩后善扑营也随之解体。一些原本负责看管天坛的扑户们也从此领不到钱粮。1921年，杨双恩最先在天桥开了打拳卖艺的场子，但每逢要钱时总是收不到钱，常常是生活无着。不久，曾在天坛随宛永顺学过摔跤的沈三停止了自己卖牛杂碎的小买卖，找了几个摔跤的小兄弟来帮忙。最先在天桥摆起了跤场子，遂形成固定的职业。这些个露天的跤场，四周的三面围以粗木长凳，中间用黄土铺垫，每天早晨需先将黄土翻松刨软，以防伤人，自然是十分简陋的。

　　1927年冬月间，杨双恩辞世，沈三独立撑起了跤场。在历史的长河中，他曾经自荐力挫俄国大力士；在中山公园与复仇的30多人连摔80余场次；在天桥跤场收过美国徒弟；曾力擒前来挑战的河北某武术馆的主任……他也曾于上世纪30年代染上抽大烟的癖好，在永和

医院戒毒；在天桥开设“清真堂药室”，出售“舒筋活血丹”；曾教出了闫明宽、刘四宝等师弟和门徒……

　　“旧社会的穷人不易，卖艺的人更不易。穷人卖艺就怕下雨，要是赶上连阴天，跤场不能开跤就更糟心了。回家一抖米袋子，连根毛都没有，孩子哭，老婆叫，那个烦劲就甭提了。要不是北京解放，穷人这罪还不知道得受到哪天算一站哪!”这段话是著名跤手满宝珍老人在采访时说的。

　　北京的牛街是一条古老著名的街道，这里聚居着回民同胞。解放前仅私人跤场就有10余家。每逢晚饭后，许多人就聚集到跤场上。虽说是民间的一种自发活动，但这里的跤却不是无规无矩地瞎摔，而是由技艺高超者任“庙头”(即裁判兼教练)，由庙头“配份”(根据体重而分出轻重量级的对手)。赛后，再由庙头说“绊子”(进行评述和指导)。

　　天桥市场整顿后，一些人进了专业的摔跤队，一些人安排了工作：蹬三轮、搬运工……宝三的徒弟马贵宝去了宣武区的一家旅馆做警卫，常年上夜班，曾因赤手空拳捉获一个持枪的潜逃犯而受过表彰。

　　摔跤这项群众喜爱的体育健身运动，始终没有中断，“文革”前在牛街，在西交民巷，在天坛公园，在东单体育场都有它的足迹。

　　眼下北京城的不少地方还都有跤场：宣武体校的体育场、北京站邮局的健身俱乐部、牛街办事处的露天体育场以及地坛、天坛、燕山……等等都有京城跤手的身影。

　　北京跤场上的名人不少，前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就曾是一位扎过驼毛绳，穿过螳螂肚的练家子，他的兄弟张百松更是拿过京城前几名的好跤手，还有那“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儿香”的

相声演员李嘉存，早年也活跃在牛街跤场上。

　　北京目前参与摔跤的人数仍在千人左右，基本上是老的传帮带，小的学钻研的趋势，牛街的回族小伙子高宇，现年25岁，近几年状态一直很好，始终蝉联着68公斤级的全国冠军。

　　今年74岁的李宝如先生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京城跤场名家，曾多次获得优异成绩，现如今李老爷子带着一伙年轻人每日操练着，他的徒弟周全胜带领着一伙年轻人每天在平房练习双石头、抛沙袋，盘杠子、耍石锁的基本功，苦练中幡和摔跤，前不久东岳庙庙会开幕式上表演的正是他们，正是功夫不负人，看到地道且又吃功夫的玩意儿，难怪人们喝彩声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