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某些奥运冠军感言粗糙 言语暗指飞人刘翔

　　暗指飞人刘翔和射击选手贾占波

　　2007年3月12日15时，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大会发言。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王蒙作题为“体育比赛不是和平时期的战争”的发言，不再采纳“体育比赛是和平时期的战争”的说法，具体比赛固有输赢，但体育比赛的根本精神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双赢、共赢，与战争的你死我活根本不一样。

　　不要过分夸张比赛的政治意义

　　对一场比赛的输赢的政治意义不要做过分夸张的报道。如说“中国女排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如此说成立，中国男足男排的失败将怎样自处呢？尤其是对于与我们的关系上出现过一些不愉快事件的国家，更不要把比赛与国家间的争执联系到一起。例如日本，我们必须认真纠正对日本运动员的不礼貌不友善表现。

　　体育比赛和肤色无关

　　尤其切切不可在赢了以后联系到种族、肤色、眼球颜色、洲籍等国际政治中极其敏感的内容。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田径项目的金牌证明了黄种人是能跑得快的，亚洲人是能跑得快的。(刘翔在04年奥运会上的夺冠感言。)那么，比我们更加苦大仇深的非洲黑人兄弟姐妹，得了那么多田径金牌，他们应该怎么样把运动成绩与黑种人受压迫的历史联系起来呢？我们的某些文艺作品强调黑眉毛黑眼睛黄皮肤，也有它的不妥之处，如果一个欧洲运动员，在取胜之后强调自己是白皮肤黄头发绿眼珠，请问人们会有何感想？在欧洲，这样的说法肯定会受到起诉。只有缺少自信，才会动辄提出我们的肤色与眼球。我们已经自立于民族之林，我们已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与重视。我们不能老是停留在丧权辱国、抬不起头来的梦魇里，我们不能老是用受气的小媳妇吐苦水的语气说话。那样的话，显得我们太不大方了。

　　获奖感言太粗糙

　　注重表达对比赛对手的尊重和友谊。输了，要大大方方地向对方祝贺；赢了，要诚恳善意地向对方致安慰之意。 雅典奥运会上，刘翔同志取胜后，失利的黑人运动员特别赶过来与正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刘翔同志握手，非常感人。

　　但我极少看到过我国运动员向对方运动员表达友谊的画面，希望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看到。在雅典奥运会上，由于一位外国运动员的失误，使冠军到了我们手里，我们自己的记者采访，“您的这次获胜是否有偶然因素？”答：“不，就应该我得金牌。”(04年奥运会上贾占波因为对手射错靶而幸运夺冠后的感言。)这当然是一个回答方法，但有些粗糙与直不愣登。如果我们的获胜运动员用另外一种文明的泱泱大国的风度与口气呢？我们本来可以回答：“是的，某某的实力甚好，他本来有条件夺冠，我为他的失误感到惋惜，我们今后会有更多切磋交流的机会。至于夺冠，任何人仅凭运气和他人的失误是得不到金牌的。”会不会更好一点？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已经告诉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费孝通教授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原则。我们以此为准，就一定能够体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理念。

　　尊重国际体育组织

　　如在刷新了世界纪录后，得到专项运动组织的承认，我们的运动员说，“我不需要承认”。年轻运动员这样说，显示了豪情与信心，可能微有可取之处，但已经显得不尊重规则与程序。我们的传媒更不宜照搬报道。有成绩仍然须要承认，须要程序的完成，被承认应该高兴和感谢，不被承认应该委屈和抗议，如果是自己有问题则应惭愧和自省，这才是正常的。

　　领奖流泪不要难以自持

　　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激动得流下眼泪，当然是正常的与感人的。但一位有相当年龄与担任一定组织领导职务的男运动员，取胜时哭了，授奖时又泪如雨下，难以自持，则影响了我们的运动员形象。甚至会让人联想，他受到了多少压力啊？我主张，我们可以尽情地流下感动的热泪，同时，要及时掌握自己，突出昂扬、乐观、健康、开阔的精神面貌。

　　对抗只能在赛场上

　　记得有一次，直播一个柔道运动员现场的讲演，说是她在一个聚会上，故意撞了将在决赛中与她对阵的一位外国运动员，那位外国运动员连忙向她道歉，她知道了，对方是怕她的，增加了取胜信心。台下热烈鼓掌。怎么能这样说呢？一、你不需要对方怕你；二、你在非比赛场合及一切可以避免的情况下，不应与任何人发生身体对抗；三、国际礼节，如发生身体接触碰撞，不论责任在谁，都应抢先向对方致歉：excuse me，这样的礼貌都没有，让我们多么脸红啊！

　　多年来，我们的体育运动成绩有目共睹，我们的传媒在宣传报道体育运动上的影响与效果上光辉灿烂。我提出一些问题，是为了更上一层楼：借着北京奥运会的东风，借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东风，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思想境界、文明程度与文明胸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期盼北京奥运会的口号响彻八方，我期盼北京奥运会的精神有助于和谐世界的建立。 (钟和)

　　王蒙个人档案

　　男，河北南皮人，1934年生于北京，上中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从事青年团区委工作。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由此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后在京郊劳动改造。1962年调北京师范学院任教。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十多年。1978年调北京市作协。后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长、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