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员需要知道，相比于训练场，这里对他们一生的帮助和影响可能更大。而他们在这里所投入的精力甚至尊重，与此尚不成正比。

　　1978年，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徐寅生在漳州女排训练基地视察。那一年，中国女排已经在为冲击世界冠军而努力。

　　一次技战术讲解课上，教练员站在讲台上条理分明地说，包括后来的五连冠功臣在内的女排队员则人手一个笔记本埋头记录。一旁的徐寅生颇为满意，他悄悄走到孙晋芳的身边，却发现后者正着力描摹一个漫画小人。再扭头看看左右，其他队员笔下的记录内容皆大同小异。

　　真的不能怪姑娘们不专心。对于教练员的讲解，她们的耳朵完全可以听懂，手却记不下来。

　　比排球队员年纪更小的中国体操队，一次去非洲访问。当年还没人听说过E-mail和手机短信，难免想家的孩子们便开始三五成群地给爸爸妈妈写信，大使馆在她们笔下变成了“大便馆”……

　　九名教师白手起家

　　训练局很早就意识到运动员学习的重要。1960年，来自

　　那年夏天刚从北师大毕业的曾铎不会想到，他后来会成为这里的校长，更没想到自己在这里一待就是42年。

　　当然，他还没有想到的一点是，当时的训练局根本没有一点教学条件。老师们没有教材，也没有教室，站成一圈大眼瞪小眼。在一块训练场地都格外难找的上世纪60年代初期，让训练局考虑教学条件实在有些勉为其难。

　　于是，老师们分头出去买课本，同时互相分了工，两个教语文，两个教历史，两个教地理，一个教数学，体院的两个老师则负责生理解剖。

　　根据运动员的实际情况，老师们将学生分成三个班：小学毕业水平的“初班”学习语文、数学，初中毕业水平的“中班”学习语文和物理，高中以上水平的“高班”学习生理解剖和外语。物理老师由教数学的曾铎兼任，外语老师则从国家体委的翻译里临时抽调。

　　由于训练计划不时调整，学生上课的时间交由各队制定，教室也由学生负责准备。当时训练局的老师和运动员都住在天坛路2号的无线电俱乐部，也就是现在的体育宾馆。教室常常就是队伍的会议室，有时则干脆移动到运动员的宿舍。

　　慢慢的，老师们有了物理实验仪器，再后来，居然还弄来一具尸体标本。

　　五十公里上一堂课

　　曾铎不会忘记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北京大风天。他骑了3个小时的自行车，中间不断被风连人带车刮倒，才灰头土脸地从天坛赶到北五环外的北京体育学院，为在这里训练的体操和举重队员上一堂课。

　　当年由于训练场馆不够，体操和举重两个项目离开训练局的大部队，被安排在体院训练，

　　于是，老师要么骑车，要么坐公交车。但如果去体育学院授课，当时的公交车只能通至清华南门的蓝旗营。剩下的一段只好步行。除非，从一开始就选择骑自行车，往返一趟下来，至少50公里。在刚刚建立专职教师队伍的前几年，老师们的工作异常艰辛。好在，当年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都很不错，由于住在同一幢楼，大家没事时还互相串串门。

　　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地苦中作乐，时间倒也过得飞快。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体委提出运动队要向学校化过渡。一些条件优越的省市便借此东风成立大学，定名运动技术学院。而训练局因为生源稀少，运动队里几乎没有大学生，于是便于1983年成立了一所运动技术学校。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有了学校建制后，训练局也能给运动员颁发文凭了。同时，游泳训练馆第三层以上的房间，全部都被训练局划归学校使用。老师和学生们不但有了固定的教室，还逐渐有了实验室和电脑多媒体室。

　　两米巨人小学文化

　　曾铎至今仍清晰地记得，46年前国家体委副主任李梦华找他们几位老师谈话的场景。“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让我们准备克服困难。后来我才感觉到，物质条件只是困难的一小方面，关键是运动员确实不好教。”

　　与一般学生的一个最大不同，是运动员每天需要将大部分精力花在训练上。如果说他们每天走进训练场时能保持一种临战状态，那么走进教室时则多半处于临睡状态。这个时候，无论其学习态度端正与否，老师的讲授精彩与否，要求他们集中精力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另外，运动员的文化底子普遍较弱。曾铎在课堂上曾仅仅面对三个身高两米以上的篮球运动员讲课，内容却都是小学水平。“你觉得明明很简单的事情，他就是不明白。一开始，我们几个老师都是年轻人，对他们也有些不耐烦，后来慢慢也就习惯了。根据学生各自的情况，一些知识能够基本掌握也就可以了。而且，你也别指望他们学了就忘不了。”

　　几十年下来，曾铎还是觉得，这些断断续续的课程，多少提高了运动员的文化素质和思维能力。尽管教学过程比较费力，但这些课程对他们的成长还是有一定的熏陶。

　　跟任何一所学校一样，学生不断地出出进进，老师亦然。由于训练队流动性大，在外比赛和集训的时间有时长达数月，专职教师队伍渐渐没有了大规模常设的必要。目前除了现有的3名专职教师外，学校还从北京市的几所名校聘请一些老师兼职给运动员授课。

　　不过学生层次的参差不齐、教学进度常被训练比赛打乱，以及时不时出现的逃学情况都是一直困扰老师的难题。一个班里的三个学生，可能拿着三个不同年级的教材。老师总是先给其中一个学生讲课，另两个也坐着听。讲完一段后，前者做作业，老师再接着教后两个。

　　令人欣喜的是，小运动员偏多的队伍，诸如体操、跳水、围棋，目前还是积极要求到学校上课。运动员的家长们都觉得，孩子在训练局为国争光的同时，学业也不会被荒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