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将永远活在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中，他的去世是中国体育界乃至世界体育界的重大损失，对我个人而言则失去了一个良师益友”，这是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先生在霍英东先生去世的第二天早上，以个人名义给霍英东先生长子霍震霆发去唁电中的一段内容。面对记者的采访，何振梁先生以清晰的记忆和动情的讲述帮助我们从一个个细节之处体味到霍英东先生对中国体育事业的厚重情谊。

　　对中国足球一往情深

　　从亚足联到国际足联，在何振梁先生的讲述中，我们感受着霍英东先生对中国足球的一往情深。霍英东先生本人长期担任香港足球总会会长，所以在足球方面特别出力，他首先帮我们解决了在亚足联的合法地位问题。何振梁先生回忆，霍英东先生和国际足联主席哈勃朗日非常熟。我们在亚洲运动会联合会，也就是现在的亚奥理事会，过去长期是中国台北的组织占据中国的位置，我们提出要改变这个状况，但长期解决不了，一直到1973年11月才彻底解决。这个过程中，霍英东先生出了很大力，因为他跟泰国、伊朗、马来西亚体育领导人私交都很密切。在我们解决了亚运会联合会的合法席位问题后，就参加伊朗第七届亚运会，允许我们参加亚运会足球比赛，比赛问题是解决了，但我们在国际足联的会籍没有解决，在亚洲的会籍没有解决。霍英东作为香港足球总会的代表也跟科威特、巴基斯坦、伊朗等国家提出提案要求讨论中国合法席位的问题，我们也递交了要求解决台湾问题，恢复合法席位的问题，但提案被亚足联主席搁置，因为章程规定只有国际足联会员组织才能加入亚足联。原本我们已认为解决无望了，但霍英东没有放弃，他又跟伊朗一起，一个一个代表团去谈，最后采取“临时动议”，一般“临时动议”要通过执委会才能列入大会，最后亚足联主席只好将其列入日程，最终亚运会单项组织会议一下子就解决了我们所有的会籍问题。

　　何振梁先生回忆，为了解决国际足联问题，霍英东先生陪着刚当选的主席哈勃朗日于1976年到中国访问，当时“文革”尚未结束，条件很艰苦，霍英东做了大量哈勃朗日的工作，哈勃朗日是个很正直的人，他愿意为中国恢复席位做贡献。但当时的国际足联秘书长却是个死抠章程的人，霍英东专门请秘书长到香港访问，帮我们做他的工作。1978年霍英东又陪着哈勃朗日来北京，我是担任国家体委对外工作的负责人，由我来和他用法文交谈，他感到如释重负，可以沟通，共同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1979年10月苏黎世执委会开会，我和楼大鹏作为代表，霍英东父子陪同我们一同前往做执委们的工作，从秘书长到其他执委，包括欧洲的，最后通过决议。

　　为了国家什么都在所不惜

　　“交往多年，感到他强烈的爱国心，所作一切都想到国家”，何振梁先生回忆，霍英东先生个人从来不求名。为了中国在国际体育上能够和大国地位相当，他做了很多事情。霍英东先生看到萨马兰奇先生在为修建奥林匹克博物馆募集资金时，不少欧美国家都在捐，就表示中国也应捐，这个钱由他来出，于是个人出资100万美元捐赠纪念碑，上刻“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赠”。包括他为中国两次申办奥运会所作的努力，以及对亚运会倾注的心血，国际很多联合会也是他出资，同时他为推动

　　“我第一次从广州到中山，由于河流多，要等摆渡，费了很多时间，霍英东先生发现后就斥资修路，修了很多桥，实现省港交通便利”，何振梁先生说，有人说他是为了赚钱，但他赚了钱又投入到国家建设和基金里，而且捐资始终很低调。在体育方面，霍英东先生始终认为体育是最振奋民心的事情，所以对金牌运动员他给予高额奖励，对体育事业的投入和热爱在港澳台任何人都比不了。同时他为人很低调，对人很细心，考虑很周到，我们曾经去东南亚，从香港过境，由于条件有限，住宿等条件不好，霍英东先生知道我们费用有限，认为这样不行，因为我们代表国家形象，他叫儿子陪着我或者说逼着我到最高级的商店买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