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风暴
艾冬梅起诉后工资降到300 倾家荡产也要打下去

http://sports.sina.com.cn 2006年09月22日11:49 足球-劲体育

  位于北京通州京东驾校旁边某小区,周围都是农田,以及三三两两挂着“学”字牌的教练车,这里居住着大量的东北籍的京漂一族,寄居在三叔家的艾冬梅和她的队友郭萍最近成了小区的“名人”,一场与奥运会冠军教练王德显的官司让这个偏僻的小区也成了记者们频频造访的地方。

  敲响艾家的门,里面传出声音,“等一分钟,”后来才知道,她们开始防备着不明
身份的人,三叔甚至盯上了记者的车,生怕有王德显的“黑社会朋友”出现。

  艾冬梅母子和郭萍在家,通过最近几天媒体的报道,两人的相貌并不陌生,记者注意到,最近几天,她们一直穿着同一身衣服。“我们哪有钱买新衣服?”郭萍淡淡地说。相比起和气温吞的艾冬梅,她要尖刻很多。“我想问你这次来采访抱什么样的目的,是伸张正义还是别的。我就想知道你是不是抱着同情我们,帮我们解决问题的目的来的!”

  起诉后工资从800降到300

  “从1999年开始开工资,原来一直不知道自己每月多少钱。现在才知道一点。提起诉讼前的8月份是800,诉讼以后这个月就变成了300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要打官司变成这样,”艾冬梅告诉记者,她从王德显那里拿到最多的一次钱是2万,还是给自己治脚。关于她的那双因为练跑步而变得畸形的脚,最近都已经广为人知。治脚的钱开始的时候必须先由自己垫付,还是看到她成绩好的面子上。过了很长时间王导才拿了发票去体工队报了,但用的都是艾冬梅工资卡里的钱。

  艾冬梅们后来知道,她们每个月的工资多的时候有两三千块,她们有两个

银行卡,工行的是工资,还有一张是农行的,训练津贴和补助是打到农业银行的。但每个月具体有多少钱,她们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们也去火车头的财务查了,但是他们不给我们每个月的明细,只是一年给我们挑一个月看。”

  “您说治脚的时候,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到了2万块,那么平时能从王导那里拿到多少钱?

  艾冬梅说:“这个不等,有时候一个月是100块,后来我们年纪大些了,对经济问题有所质疑的时候,他多给了我们一点,200,300不等。”

  “有什么凭证记录么?”

  “有,他都让我们签字,但是签完就收了,我们也没有留底。当时都非常信任他。”

  郭萍插话了,“我们跟火车头的合同按理也应该他们一份,我们留一份吧,但我们没有。”

  今年3月份艾冬梅在老家生孩子,郭萍等三人因为孙英杰的事情,都在质疑自己是不是也像孙英杰这样,后来又催王导给安排工作,“他可能也烦了,说你们自己找火车头体工队去吧!其实从进队到离队,我都没有去过体工队一次,火车头的门在哪里都不知道。”郭萍说。

  王导没有想到这帮队员会真去,去了体工队后,才知道她们还有发补助农行的卡,以及年终奖等。体工队的答复是,这笔钱应该属于个人的。他们也非常吃惊为什么没有发到个人手里。体工队2000年建的农行卡,以前补助都是现金发放的,就是因为体工队别的队的队员反映有教练截留队员的钱,才在大兴农行安定分理处给运动员开了这个折子。

  “既然是防治教练截留,为什么没有把卡和折子直接给你们呢?”记者问郭萍。

  “我们跟王导8年,根本就没有去过体工队,这些事情自然他给办。他以为不会去体工队的,也找不到。”

  “也把你们想得太简单了,没有去过,你们一查不就知道了么?”

  “他太了解我们了,从小都是王导说什么我们信什么,太信任他了,把他当成我们可以依赖的对象。后来我们知道有农行卡的时候,打电话问他,他还不承认有呢。”

  “你们知道农行的卡里有多少钱么?”

  一旁的艾冬梅说:“9月12日我们去农行挂失了,发现里面只剩6千块钱。”

  艾三叔:倾家荡产也要打下去!

  三叔带着放学的女儿回家了。他在路上给冬梅的孩子买了两件厚衣服,“瑶瑶,没人管的孩子,冻着你!”三叔揪着孩子的脸蛋逗,“她们一分钱都没有,我这次出去买了两件小衣服。孩子苦呀,现在只能喝10块钱一袋的奶粉,孩子换了奶粉还不肯喝。”他告诉记者。

  1972年生人的三叔其实并不比冬梅大多少。他对这场官司倾注了全力。人高马大的他从前也是搞体育的,他很得意老家县城里他保持的800米纪录至今是自己的。“我练跑步的时候,小冬梅就跟在我屁股后天天练,后来进县体校,市体校,都是我找的关系,所以一想起这事儿我就内疚,每次大哥(冬梅的父亲)来电话,我都不敢接,是我把孩子害了!”

  告状的几个队员发誓,今后自己的孩子如果练体育,就打断腿让他们练不成!“我自己的孩子将来要饭去都不能搞体育!谁为国争光?争什么光?这就是国际大赛金牌得主的下场?”他一把拽过写作业的女儿,“看她的腮帮子青的,还有脖子这一片红,就是我打的!这不是家庭暴力,我以前从来不打孩子,但你猜她前几天跟我说什么?她想参加学校一个体育训练班!”

  艾三叔是从2000年开始接触王导的,这么多年艾家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三叔告诉记者,真正的转变是从今年的6月20号以后。

  王德显在5月30日还跟他的爱人一起到通州的艾家吃过一顿饭,谈得非常好,王说孩子们的事情他在6月十七八号之前全给解决,包括冬梅的工作问题,“没想到,我不是21号,就是22号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非常客气地问他:王导呀,您上次说的孩子的工作问题解决得咋样了?他回答说,我没说呀!我什么都没有说过!我说王导,您不是喝酒喝多了吧,您不是亲口说的么?他回答说没呀。但是他没有想到,上次吃饭我们有一切证据,我们都录上音了!”

  “录音里还有啥内容”?记者问。

  “就在面对面,吃饭桌上,他说,你告诉那几个孩子,体工队的王队长跟北京黑社会的关系非常好,她们要敢告,就让王队长找黑社会把她们全弄了!当时郭萍,李娟,臧云杰几个人都不在,冬梅跟王德显说她们可能会告,王德显来我家的目的也就是安抚艾冬梅,希望她不要参与,告诉冬梅,你的事儿我马上给你全解决了。”

  谈到录音的细节,郭萍说,王德显曾经威胁说,如果她们敢告,就让体工队队长找别的项目的队员把她们办了!看到记者惊愕的表情,郭萍低下头,“就是那些队员欺负我们,让我们怀孕,是他亲口说的!”

  录音被他们看成是对付王德显的撒手锏。王德显几次来艾家吃饭,三叔都从朋友那里借了设备。还有一次是在门口的东北饭馆吃饭,三叔借口孩子冷,拿了件大衣服,而装进去了一个他从电视台朋友那里借来的录音笔。

  “下了庭我就揍他!”

  冬梅、郭萍和三叔这几天一直在收集各方的报道。最近他们家每隔三五分钟就来一个电话。有律师的,更多的是要求采访的媒体。

  “央视的《今日说法》要来采访,”郭萍撂电话说。“好事呀!”三叔显得很高兴。

  冬梅接了一个电话,也是个好消息,“沈阳一家医院看到报道,希望给我们免费治疗!”

  媒体的关注让他们感受到了舆论的强大。“毕竟还是好人多呀,”冬梅感慨。

  “国家体委(总局),田管中心,火车头我们都找过了,一开始态度都挺好,都挺惊讶的,都说等几天给你们答复,但都没有信儿了。”说到找官方解决的途径,三叔直摇头,“王德显跟他们肯定都勾结好了!”

  郭萍说,“王导从小带我们,对我们的性格非常了解,他觉得我们不敢告他。的确,原来我们队员都非常怕他,一听说他来了都吓够呛,跟他打电话手都哆嗦。”

  领导们推诿,三叔说自己要豁出去了。“我告诉孩子们,如果他们官官相护,上面压,你们就抱着孩子上中南海,哪个领导人出来就往车底下钻,硬着去死。反正也活不了。我就不信中国这个法制社会,老百姓就没有说理的地方!”

  三叔告诉记者,目前国外有几家报社想来他家采访,“如果来的国外记者多的话,我就去租个大的会场,弄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题目就叫揭露中国体坛黑幕。我不怕任何阻力。我不怕官方干预,你干预,你就把问题给我解决,不解决,我就继续找!”

  最近媒体的报道有两件事情激怒了他们。三个人在房间里激动地找报纸,他们想给记者看一篇火车头体工队队长陈祖平的采访。

  “陈祖平说的不是人话!他说孩子们这是职业病,我×!哪个职业病(那双畸形的脚)能练出这样?身为教练,不为运动员说法,反而说是职业病,以我看这是王德显给他送了不少钱!这张报纸我得留着,将来我要找他,多大干部都不怕他!”

  冬梅拿出一叠照片,那是火车头田径队的合影,在王德显旁边的就是陈祖平。“他说为运动员着想,后来我们问农行卡的事情,他居然说教练有二次分配的权力,那可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训练补助呀!”

  王德显律师的一番言论也让他们气愤难平。“说这个官司是穷人跟富人打仗,他还打了个比方,一个名人和普通人打官司的时候,很难说清谁对谁错了。

  意思就是我们耍臭无赖呗。还说穿鞋的不怕光脚的!”郭萍高声说。

  “开庭的时候我必须去,他说不好听的,下了庭我就揍他!”三叔咬牙切齿。

  “我处的三个对象都黄了”

  “您采访过这么多运动员,见过谁的脚是这样?”郭萍很激动,脱下自己的鞋,触目惊心,脚趾都变形了。

  “这还是女孩子的脚么?凉鞋,拖鞋都穿不了。就希望还我们正常女孩的脚!”

  为了打官司,冬梅在孩子2个月的时候就抱到北京来了。很少带出去玩儿,“孩子越来越沉了,我生完孩子体重也重,最主要的是脚走不了。”

  “原来不是治疗过一次么?”记者问。艾冬梅说:“当时治脚的时候就是硬拽复位。其实2000年的时候治得好差不多了,医生让我不能再练,再练脚都废了。2002年是全运会,开春的时候,我不想练,教练说没有问题,接着练吧,我也没有办法,当时跟他签了合同,说我们中途要是不练的话,要赔偿10倍。如果在我身上花了20万,就要赔他200万,这把我们都吓住了。

  但是赛前的训练强度和密度都非常高,我的脚吃不消了,加上治脚的时候没有跑,身体发胖,还得每天穿

减肥服跑步。到了赛前,我的脚又出现问题了。他告诉我没事儿,坚持把九运会打完,打完了送我继续治疗去。结果比赛的时候我跑了一半,实在受不了就下来了,赶上点儿也挺背的,在弯道的时候踩到一个矿泉水瓶子,还把脚扭了。九运会后我就去治疗,医生警告我说,你要再练,这双脚你就别要了,你也不要再到我这里看了。那个时候脚趾之间的关节已经滑了,即使把脚拉直了,稍微一使劲,又缩回去了。治疗了1年,到了03年,我准备退役了,但是他说全国铁路运动会,你要工作的话,必须代表哈局出场,我说脚都这样了,真不行了,他说你要工作就得跑,哈局要求的,哪怕是第末儿,你也得跑,别人可以找人代替,你不行。就这样我还参加了半程马拉松,再找医生看的时候,人家已经不给我看了。”

  而郭萍则说自己“实际上已经是残废”。“医生都说了,年纪大了只能坐轮椅。”

  “后悔当运动员么?”

  “要是你,会后悔么?我们还是小女孩,鞋都穿不上,上大街时间都不能走太长,有一个正常人像我们这样的么?我02年回家治脚,治了八个月,也躺了八个月,人说躺的时间越长,骨头长得越好,结果看起来好了,一下地走路,马上就又变回去了。骨头早就定型了,拉回来没有用的。我们到北京三院也看了,人家说也没有办法。

  “我处了三个对象都黄了,都是因为脚的问题。我也理解,到了老了,谁来养活你。每个人都说让我去医院看一下,看我的脚到什么程度,看了医生,对方都说咱们分手吧,到老了养活不了你。我一个月就300块,如果不是脚的问题,我们也不会这么绝望,咱有一双手,只要能找个活儿干,也能生存呀。

  “商场的活儿要站着,干不了,饭馆也干不了,再说小学没毕业就进入火车头,文化低,连

菜谱都认不全,怎么干?我也找过工作,当体育老师,结果第一天就被解雇了,你站不了,谁让你当体育老师呀,这个工作我很喜欢,为此我哭了好几次。(本报记者文涛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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