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撰稿 本报驻京记者顾晨

　　东拼西借交纳5100元诉讼费后,海淀法院终于以民事侵权正式立案，原告之一艾冬梅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们既然走了法律程序，就肯定会进行到底。”当事另一方王德显则愈加神秘，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王德显坚持沉默不语，甚至拒绝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只是表示由王姓代理律师负责此事，“一切到法庭上再说。”

　　我们毫不怀疑，公道自在人心，公正自有法律。而我们更关心的是，错综复杂的细节之后，25岁的艾冬梅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什么样的体制力量让她从一个贫苦的农村女孩跑向马拉松冠军？什么样的利益机制让她从冠军沦落为双脚严重残疾、每月只能拿三百块的少妇。在这样生动乃至残酷的事实背后，曾经多次为国争光的中国中长跑运动面临的现实处境又是怎样？希望在艾冬梅的人生标本中，我们能寻找到一些线索，尽可能靠近事实的本来面目。

　　没想过靠跑步吃饭

　　却成了专业运动员

　　“小时候就是喜欢体育，跑着玩，也没想要靠这个吃饭。”艾冬梅抱着六个月大的孩子，坐在零乱的

　　艾冬梅老家在黑龙江依安县，父母、大她两岁的哥哥和她，一家四口一直生活在依安镇上。从小爱蹦爱跳的她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靠跑步获得了第一个冠军，“当时县里运动会，我一下就拿了3000米的冠军。”依安镇小学一位姓绳的体育老师，看出了她在中长跑项目上的天赋，县运会后就把她招进校队。“当时我的学习成绩都不错，训练也不重，不是说天天跑，就是比赛之前集训一段，和校队练一下，完了就参加比赛。”年幼的艾冬梅并没有清晰的人生方向，也没想到今后的命运之路会和跑道重叠，她只是感到跑步让她快乐、充实。

　　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艾冬梅一直在依安镇小学，读书为主，跑步为辅，其间发生的一次“破纪录事件”让她至今记忆深刻。“我那年创造的3000米纪录，现在还是依安的纪录。”谈及此事，她言语中露出一丝轻快，“也是县里运动会，3000米我跑了10分26秒，而原来的纪录是11分50秒，我整整快了一圈的时间。裁判们都不相信我的成绩，非说我是漏跑了一圈。那怎么办？最后就说重跑一次！”次日，憋着一口气的艾冬梅一个人在空旷的跑道上狂奔。“第二天的天气比前一天差远了，又下雨，又刮风。”即便如此，艾冬梅还是以10分50秒的成绩完成了这场一个人的战斗。看到秒表上确凿无误的时间显示，谁也不再怀疑这个坚韧且极具耐力的女孩了。

　　1993年，艾冬梅马上升六年级，哥哥已经进入初中，同时读书的两个孩子让艾家更加面临经济上的窘迫，生活的压力成倍增加。“原来我父亲在镇上的砖厂工作，母亲是在食品厂，总算还能支撑我们兄妹，但差不多那两年，他们都下岗了，是当时第一批下岗的，后来就只能靠平时打零工来赚钱。”第二年，由于长跑方面的特长，成绩不错的艾冬梅还是升入了齐齐哈尔地区的体校，“那时候每月要交90元食宿费，还有30元管理费。”虽然事隔多年，但艾冬梅对于120元的数目念念不忘，因为这个数字让这个双下岗家庭更加感到了生活的压力。

　　就像所有类似的故事一样，生活的艰难让艾冬梅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家庭和自己的处境，但当时年仅十三四岁的她并没有把跑步当成人生的资本。“那时候的想法很简单，读完体校就算中专毕业，然后回县里去学校当一名体育老师。”现在说起来，艾冬梅仍然很羡慕那样一种待遇，“是国家正式编制的老师，当时一个月就能拿六百多，现在至少一千多，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啊。”但单纯的教师梦很快就被更强烈的吸引所掩盖。

　　“95年的时候，黑龙江体工队来地区挑人，体校的老师就说，你有长跑方面的天赋，可别耽误了，能往上走就往上走啊！”在这样一种“人往高处走”的传统信念的刺激下，艾冬梅还是选择了成为专业运动员的道路。当时最直接的变化就是，“食宿免了，体工队负责。”对于当时的选择，艾冬梅看来有些后悔，“当时读完体校直接当老师，就好了，现在也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领完奖 王导就把信封拿走了

　　对于艾冬梅来说,1995年的那几步，有些急促。进入黑龙江省体工队只有三个月，她就面临一个更艰难的选择。“05年11月，我们在山海关集训，王德显的队伍也在那里训练。有一天，体工队的赵教练来找我，说火车头体协的长跑队和王教练要我们。”艾冬梅说，当时她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很愿意去，毕竟离家越来越远。但随后黑龙江队和火车头队两方都劝说艾东梅等人，“赵教练以前也是王德显的学生，她说那边看上我们主要是因为我们训练刻苦，意志品质好，有拼搏精神。”

　　王德显从黑龙江省体工队出来之后，进入火车头体协组建中长跑队，四处寻觅人才。“马家军”放弃的选手，是王德显重点挑选的对象之一，孙英杰就是他从中挑出的璞玉，各地体工队特别是黑龙江队则是火车头寻找人才的另一源泉，艾冬梅、郭萍等人都是由黑龙江体工队转到火车头体协中长跑队，这也就是艾冬梅所说的“我们”。对于转到火车头队的前景，艾冬梅清楚地记得王德显的“许诺”：“他说只要你们练好了，就能转正，成为铁道部的正式职工，管分配工作，还开工资等等。”这些条件中，分配工作最被艾冬梅看重，也成为目前她们和王德显诉诸法律的直接原因。

　　艾冬梅和郭萍相信了王德显教练的“许诺”，认为可以通过刻苦训练和比赛，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变出身和命运，就来到了山海关的“王家军”基地。“夏天4点半，冬天是5点，我们就出操训练，主要是辅助的放松，跑一跑，8点左右回去洗刷吃饭，上午训练一般从9点到11点，回去就切菜，吃饭，下午有休息的，也有加练的。”如果不去外地比赛训练，艾冬梅们就在山海关基地日复一日地重复这样的作息，“五年没怎么回过家，电话都没打。”和长期集训并存的，是一种相对封闭的管理模式：教练亲戚组成管理层、拳脚式的管教。艾冬梅和郭萍不愿意多谈，“这些和工作奖金都没关系，我们也有压力。”

　　按照艾冬梅的描述，1999年之前没见过工资，“最早说的工资一月一千多，但后来都说用在营养费上了。当时就给我们些零用钱，有时候一月给一百，有时候两月。”直到退役前的2002年，21岁的艾冬梅才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工资存折，“之前一直由王德显保存，他说我们年纪太小，由他代管。”对于数额更大的比赛奖金，更是“一分都没有拿到过”。听到这样的陈述，后来成为原告代理律师的许子栋都很难相信，他让艾冬梅等人详细开列一张收入清单。根据这份清单，艾冬梅作了简单解释：“99年北京国际马拉松冠军奖金10000美元，去掉税之后是8000美元，即使上缴火车头体工队一部分，那剩下来也应该按规定由运动员和教练员对半分。王教练说，我们一部分的钱要用做营养费、训练费什么的，其他的由他保管，退役的时候给我们，但我至今没有拿到！”类似的例子还有大连马拉松赛、日本千叶马拉松赛、美国波士顿马拉松赛、北京公路接力赛等，艾冬梅说她在这些比赛获得了从冠军到第六各种名次，但没拿到一分钱奖金。有一个细节让她至今难忘，“乌鲁木齐比赛拿了冠军，奖金装在信封里，直接发给我们，我从领奖台上下来，还没打开信封看，王导就过来拿走了。”

　　八年比赛获得的奖金，艾冬梅估计至少有二十多万人民币。但目前严酷的现实是，即便她描述的完全属实，由于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已经无法通过法律手段追讨。让她感到悲愤的是，除了一两百元零用钱，这么多年只拿到“一笔将近两万元，全都用在治疗上的！”艾冬梅找到北京一个著名的中医骨科大夫，“一个疗程需要两千元，做了六七次，医生当时就说，再不治就彻底废了！”

　　穿凉鞋 成了种奢望

　　在艾冬梅等人状告王德显的诉讼嚗光之后，代理律师许子栋的

　　1999年是艾冬梅运动生涯的高峰期，她获得了大连国际马拉松、北京国际马拉松的冠军，日本千叶马拉松的亚军。在运动成绩爆发的同时，她已经开始感觉到脚趾钻心的疼痛。事后她仔细分析：“刚进入体工队的时候，我们骨骼发育还不完全，大运动量的训练，就经常使我们的脚趾疼痛不已。为了快出成绩，队里给我们注射止痛针，从而导致了脚趾严重坏死。现在已经不能长久行走，更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每当说起脚伤，艾冬梅总是掩饰不住的悲伤。

　　2001年，艾冬梅的脚伤经常发作，她意识到必须停下训练，好好治疗。通过朋友介绍，艾冬梅在北京找到一个著名的中医骨科大夫，“一个疗程需要两千元，做了六七次，医生当时就说，再不治就彻底废了！”为了能够真正地治疗，艾冬梅向王德显要钱，“分了好几次取的，前后将近两万元，都用在治疗上了。”尽管如此，由于脚趾畸形严重，因而很难根治，“医生说最好的情况也就是维持现状，不再恶化。”

　　和艾冬梅相比，郭萍的脚伤更加严重，由于伤病恶化，她于2002年提前离队。在艾冬梅三叔家接受媒体采访时，当着大家的面，郭萍脱下了脚上的鞋，露出几乎让人无法想象的双脚。五个脚趾不是在同一平面上，其中两个被挤到了前面，而脚掌中上方的那块骨头凸出几乎形成一个直角。“我现在就是一个残废。”郭萍捏着变形的脚趾头说它们没有任何知觉，其中两个畸形的脚趾已经接近“死亡”。

　　脚伤之后，郭萍她们就没有穿过凉鞋，家里放的就是几双没有品牌的运动鞋。“我现在看人就忍不住看她的脚，我可想穿凉鞋了，大夏天的还要穿运动鞋，好多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个女人了。”郭萍说由于自己在入队时骨骼发育尚未完全，再加上高强度的训练，她十个脚趾中的六个都已经严重错位：“从2001年起骨头开始慢慢变形，疼的时候打一针封闭，好了再练，疼了再打，最后脚烂透了，骨头变黑了……”郭萍说她现在站着或者走路半个小时就累得不行。“我今年都27岁了，还没有男朋友。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这双破脚。”郭萍说。谈过的三个男朋友，在看到她的脚趾后都离她而去。“我不怪他们，谁愿意娶一个过几年就要坐轮椅的老婆呢！”

　　“二十万买断”

　　又是空头支票

　　2003年，艾冬梅决意要给自己的运动生涯画一个句号，她需要为自己的未来盘算一下。

　　“最基本的就是一份工作，能够保障日常的生活。我们没有文化基础，脚也不能长时间站立，就是希望能够找一份可以坐着的工作。”为此，退役前后，艾冬梅曾多次找过王德显。据她说，退役之前王德显曾表示已经把她的关系落到哈尔滨铁路公安处，但后来没有实现。“2004年奥运会之前，我专门到五大连池找王德显，他说工作落实不下来，干脆给二十万元，一次性买断。”艾冬梅说，当时她一想，觉得能够拿到这笔钱，自己就可以“做点小买卖”，也就答应了。“没想到，奥运会结束之后，王德显说这事只是他这么想，体协不批，他也没办法。”

　　为了能找到赖以生存的饭碗，退役两三年间，艾冬梅在老家依安和北京之间辗转。“最早在老家学过电脑，文秘班那种，但我们的文化基础太差，电脑又是以英语为主，确实很难学完整。”艾冬梅向记者描述寻找一份工作的艰难，“后来又在依安帮人卖手机，也就是几天吧，就干不下去，没办法一直站着。”过了不久，她又来到北京打工，曾经在柜台做销售员和衣店的导购。“但由于脚上有伤，每项工作都干不长，这都没超过两周。”艾冬梅说。前后几次工作尝试下来，她总共才赚了不到六百元。

　　和艾冬梅类似，1995年入队，2002年因伤离队的郭萍退役后只找过一份工作，就是在家乡某小学当体育老师，每月500元，因为脚伤，“一个小时后，他们就让我下岗了，我就再也没有工作过。”如今，艾冬梅和郭萍都处于无业状态，而从今年9月开始，火车头马拉松队下发给她们的工资从每月700多元无理由地变成了300元出头。最终和她们一起上诉的李娟情况稍好，目前在北京一家商场打工，但她也无奈地表示：“上班才一个月，为了打官司已经请了五次假，希望这事能早点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