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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志未酬滑翔英雄血洒长空 伞花争艳朵朵报国恩


http://sports.sina.com.cn 2005年09月04日10:57 城市快报
壮志未酬滑翔英雄血洒长空伞花争艳朵朵报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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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志辉 翻拍 杜建雄

  城市快报

  滑翔机其实是飞机的前身。随着1903年飞机在美国莱特兄弟的手中应运而生,它便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时光荏苒,这一时代的遗弃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被重新
注入了生命力。

  一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在《凡尔赛公约》的制约下秘密发展空军,把开展滑翔运动说成是搞体育运动,暗中培养航空人才。于是,“滑翔”成为当时德国的热门词汇。当德国的滑翔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时,韦超———中国滑翔运动的先驱,正在欧洲留学,也正是他,把这项运动带回了当时对此一无所知的中国。

  军事暗渡“体育仓”

  壮士报国“有心机”

  据

浙江大学体育史专家赵善性介绍,出生于1912年的韦超是广西永福县太平村人,“一·二八”事变时,他正在上海。日本人的猖獗,十九路军将士的爱国激情和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都在他的内心深处产生巨大震荡,正是这震荡激发了他报效祖国的豪情。当时,与日本空军相比,中国空军的力量十分有限,这份相形见绌让韦超立下了投身航空事业,捍卫祖国神圣领空的宏大志向。193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广西航空学院选送到英国阿姆斯特朗飞机厂实习并学习飞机设计与制造。

  1936年,韦超实习期满,他决定取道德国回国。也许,命运安排了滑翔机与韦超的“结识”。当时正巧德国柏林举行奥运会,韦超赶上了这个非常热闹壮观的场面。柏林广场上聚集了黑压压的人群,人们仰望天空,只见空中翱翔着许多他从未见过的飞行物。既没有飞机之类的牵引,也听不到

发动机的声响,然而却上下翻飞,自由自在,似游鱼畅游静水。等到飞行物徐徐降落,韦超这才看清了它的庐山真面目———滑翔机。

  一定要振兴祖国的航空事业!既然德国可以暗渡陈仓,中国也一样能够通过滑翔运动来培养反侵略的人才。这一“心机”,促使韦超在当年5月,进入了世界闻名的德国雷茵格鲁飘翔学校学习滑翔。学成后,他带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忱和雄心壮志,以及丰富学识和高超技艺,回到了祖国。

  《大公报》慷慨解囊

  滑翔机“走”到成都

  当时的中国对滑翔一无所知,所以要倡导并推广滑翔运动,难度是很大的。但韦超心中有一团熊熊燃烧的“火”,困难再多,危险再大,这团火也不会熄灭,推动着韦超呼号奔走、呕心沥血。也正是这团火,让《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胡政之等开明人士看到了希望,他们将原为中国空军购买飞机所募集捐款中的1000多块银元交给韦超,并建议立即购买一架滑翔机回国,然后到各地巡回表演,以激起全民爱好。

  韦超在越南河内接到了滑翔机,而后马上又运回广西。当他把滑翔训练基地选在成都后,滑翔机又由柳州辗转来到成都,总算尘埃落定。

  赵善性说:“从广西经贵州到四川,滑翔机并不是飞,而是靠‘走’到成都的。一路崇山峻岭,沟谷幽深。川黔桂公路小心翼翼地蜿蜒在这莽莽大山之中,就像挂在悬崖峭壁上的一条带子,只要在公路边稍探出头来,便可见万丈深渊,令人头晕目眩。这架滑翔机就架在一辆板车上,由人力牵拉着走完了这一艰难的旅程。韦超不仅要自己忍得住困苦折磨,还要以乐观自信的精神面貌感染他人,鼓舞他们坚持不懈,与困难作斗争。在川黔桂公路上跌打了一月有余,从小在学校长大,很少干重体力活的韦超,像在地狱走了一遭似的。待任务完成,他眼睛深陷,头发蓬乱,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壮志未酬英雄血洒长空

  大公报鼓励青年飞上天

  在重庆、成都韦超进行飞翔表演后,1940年3月12日,他又奉命准备驾驶第一架国产H-17式中型机赴重庆表演。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飞机起飞后拖绳脱离拖拽机的尾钩系在路旁的电线杆上,在沸腾的人群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时,“嘭”的一声,碎片四散,血殷一片,滑翔机被摔得粉碎,韦超倒在血泊中。一个年轻的生命,一腔热血,洒在中国滑翔事业起步的路上。

  韦超殉职后,《大公报》一天也没沉寂,相反却更加鼓励滑翔运动。不但国产的“大公报号”投入生产,而且还专门开辟了专业性副刊“滑翔园地”。

  1941年4月4日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滑翔总会,实际上是以民间团体为名义,以建设空军为目的的半官方组织。其宗旨为“培养空军干部,促进航空建设,发展国民体育,普及青年训练”。在总会成立当天,《大公报》重庆版发表了由王芸生撰写的题为《青年飞上天去!》的社评。社评说:“滑翔总会今天成立了!希望滑翔总会自今天开始负起这伟大时代的责任,向全国积极推动,务使每一所大中学校均设一滑翔部,使大中学生,不分男女,人人都视操纵滑翔机如篮足球,如乘舟骑马,航空普及了,自然产生杰出人才。中国的青年都要飞上天去!这是国家命运所系,也是青年的幸福!”还说,“从今天起,五年内一定要练成十万空军!怎样练成这十万空中英雄?第一步完全要靠滑翔运动!青年飞上天去!青年飞上天去!”

  1942年3月至1945年4月,重庆、北碚、桂林、成都、兰州、昆明、曲江、高滩岩共设8个滑翔站,重庆大学、中央大学、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南开中学、复旦大学均成立滑翔俱乐部,金陵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西北师院的一些爱好者也就近到各站活动,一时形成高潮。

  《大公报》航空梦起天津 明大义民众义捐4万

  《大公报》为何与滑翔机结下不解之缘?经过记者的深入探寻发现,这架在史册上只留下几句话的“大公报号”滑翔机,竟然是由天津人捐款购买的,天津在有意无意间成了《大公报》梦圆蓝天的“圣地”。

  当时,由于国弱民穷,国家屡受欺辱,尤其日本妄图侵略我国的野心已见端倪。1931年航空救国的呼声震动南北,平津一带读者纷纷致函最早开设于天津的《大公报》,提倡义捐。《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说:“大义所关,不容谢绝”。截至1933年8月8日为止,共收到现洋4万有余。《大公报》还特别成立了由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天津银行同业工会主席卞白眉和《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等五人组成的“保管委员会”来管理这笔资金。

  韦超得到《大公报》的支持后,准备借1937年全运会开幕之机,献机并表演。但是,1937年平津沦陷,《大公报》津版被迫停刊,上海也被日军占领。不得已,《大公报》委托韦超代表赴港交涉,中途起卸,将滑翔机运至四川。在成都、重庆韦超用于表演的滑翔机就是这架。

  1939年10月,韦超在成都做滑翔表演。由于几家报刊都登载了将进行滑翔表演这一消息,成都西郊机场人山人海,盛况空前。韦超在空中全神贯注,使出全身本领,获得阵阵喝彩。“大公报号”滑翔机的表演,给国人注入了一支清凉剂,给他们带来了对强大中国航空事业的期盼!这次表演的成功,使滑翔机的形象印在了成都观众的心中。

  1939年11月,重庆邀请韦超表演。由于《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为购买第一架滑翔机做出了贡献,所以这一次表演会上,第一次将滑翔机命名为“大公报”号。

  在重庆市急救中心巨大的红色“十”字旁边,中国第一座跳伞塔历经数十年的风风雨雨后,还像一根拔地而起的暗黄色“烟囱”,雄踞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像一位老人,静静地回味着当年的故事……

  铁臂倚天抒壮志 伞花争艳塔上开

  1941年4月,中国滑翔总会成立后,为促进民众航空兴趣,增强国防意识,培养空军后备力量,决定在重庆建筑跳伞塔,以倡导跳伞运动。此举堪称首创。

  当时国内无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国外可供参考的资料也为数不多。对此,滑翔总会曾会同有关土木专家多次研究设计方案,并综合考虑重庆的地理环境,物质条件,使用价值等诸因素,最后决定塔址选在大田湾,塔体采用钢筋水泥结构,高度采用国外的中级高度。该塔由基泰工程公司的著名土木专家杨廷宝设计,机械装置由滑翔总会干事丁钊设计。落成后定名:陪都跳伞塔,并在塔内设立青石纪念碑一方,上铭《陪都跳伞塔志》,记叙了兴建跳伞塔及倡导跳伞的目的意义。跳伞塔建后,前往参观者络绎不绝,争相观瞻伞塔雄姿。

  据上海体育学院钟瑞秋教授介绍,该塔造型坚拔挺秀,塔身总高40米,塔底直径3.35米,顶部1.52米,呈立体圆锥形。塔内设有螺旋式转梯180级,直达跳台,跳台高25米,另在离地15.5米塔身处,备设塔台口一处。塔顶设有避雷针、夜航灯等安全装置,并装设挂伞铁臂三只,臂长9.5米,各臂相距120度,成正三角形,铁臂距地面35米。臂下挂有张伞环,伞径为6米。伞衣挂在释放器上,连着挂伞绳合“平衡锤”。铁臂尖端及塔顶中央装有滑车,通过操纵轮,控制张伞环、挂伞绳、“平衡锤”一起上下移动。塔下铺有深0.3米,直径约100米的沙土圈,以减轻着陆时的震动。

  1942年4月4日,滑翔总会在大田湾举行了跳伞塔落成典礼。当天,伞塔四周人山人海,观众踊跃。伞塔耸立,铁臂倚天,伞花朵朵,随风摇曳。开幕式结束后,大会组织者高呼:“塔门已开,全国的青年上去吧!”全场登时掌声阵阵,欢呼如雷。后来,相继进行了跳伞表演。

  4月14日陪都跳伞塔正式对外开放,免费供民众练习跳伞,除星期一例假休息外,其余时间及节假日均坚持开放。跳伞塔除接纳民众练习跳伞外,还实施跳伞训练以及举办跳伞比赛。

  伞塔跳伞

  三种跳法6秒落地 8万民众热衷飞天

  钟瑞秋说,重庆伞塔的跳伞方法有三种:第一,跳伞者在地面戴好皮帽,系在降落伞下,吊至塔顶后,松开操作轮,任跳伞者随张伞环、挂伞绳一起下降,速度可凭增“平衡锤”的重量来调节。第二,跳伞者在地面也系在伞下,吊到塔顶或任一高度,自己拉动释放绳,使伞衣脱离张伞环、挂伞绳自行降落。第三,伞在地面挂好后升至塔顶,跳伞者沿转梯登上跳台,系好伞带后跃出跳台,待伞在空中停止摆动后,拉脱释放器,任降落伞自由下降。降落速度每秒约4至5米,从跳台降至地面约需5至6秒钟。在无风情况下,可三伞同降,有风时可测其风向降落两伞。

  据重庆《大公晚报》报道,1942年8月14日,在重庆举行了第一次伞塔跳伞比赛,有76人参加。以跳伞前的神态,离跳台时的情绪及着陆时的姿势等为评判优胜的标准,结果录取前11名。9月9日,第一届体育节的当天,举行了第二次跳伞比赛,取优胜者20名。同年10月25日,举行第三次跳伞比赛,并进行表演。当时的重庆掀起了一股跳伞热。据统计,从1942年4月至1946年10月止,参加跳伞的人数近8万人。伞塔跳伞也作为一项国防体育活动,正式列入了运动会的竞赛项目。

  抗战胜利后,滑翔总会于1946年东迁南京,跳伞塔移交陪都滑翔俱乐部代管,跳伞活动便开始冷落下来。伞塔塔身斑驳,铁臂锈蚀,塔下沙地杂草丛生,成了一座废弃无用的建筑物,热极一时的跳伞活动便一蹶不振,自行消亡。

  1949年12月重庆解放后,在人民政府“建设新重庆”的号召下,跳伞塔于1952年修葺一新,更名为:重庆跳伞塔。跳伞运动获得新生,并作为一项国防体育运动得到迅速发展。一些世界著名的跳伞运动员,如王素珍、赵成英、张建中等,均先后在重庆跳伞塔参加过训练,并在世界跳伞比赛中,为祖国赢得了崇高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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