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女子举重队兴奋剂事件揭秘：查而不究愈演愈烈

　　今年1月底，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接到群众举报，反映湖北女子举重队6名运动员在训练中集体使用违禁药物。1月31日，反兴奋剂委员会派出工作人员前往训练地对该队进行检查时，发现接受检查的6名运动员均系冒名顶替，而真正要求被检查的6名运动员从2004年12月中旬起使用了违禁药物。国家体育总局于6月24日公布，决定取消湖北省举重队(含男、女)参加十运会的比赛资格(其他运动员可以个人名义参赛)，取消湖北省体育代表团参加十运会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资格；中国举重协会决定对奚汉祥、刘少军给予终身取消教练员

资格的处罚，对集体使用违禁药物的6名运动员以及参与集体作弊的另外6名运动员给予停赛2年的处罚，对湖北省举重队给予停止参加国内外比赛1年的等处罚。

　　湖北女子举重队集体服用兴奋剂事件除了令人震惊之外，也留下了太多的疑点。九运会就已查出的违禁药物为何会留到现在？事发后湖北省体育局为何要四处“封口”？

　　说教练员自己掏钱搞兴奋剂，就等于说一个人在家里制造原子弹。

　　历史渊源 使用兴奋剂由来已久！

　　7月5日，湖北省体育局在向省政府汇报的“鄂体育文［2005］30号”文中提到：“此次事件虽属教练个人私下的行为，但事件就发生在项目管理中心领导的眼皮子底下，而我们的领导干部却未发现蛛丝马迹。”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愤怒地指出：“说教练员自己掏钱搞兴奋剂，就等于说‘一个人在家里制造原子弹’那么苍白！谁会那么傻？湖北女子举重队使用兴奋剂由来已久，而且近三届全运会都有运动员被查出‘体内生理指标显阳性’，怎么能推说不知道呢？”

　　作为省体育局下派干部长期蹲点重竞技体育中心的陶家祥说：“我早就发现女举队里有一种危险的思想倾向，那就是‘不用兴奋剂不可能出成绩’、‘别人用我们也要用’，所以我曾对局里领导提出要对以奚汉祥为首的教练班子加强管理，却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2001年7月，也就是备战九运会期间，湖北女子举重队的陈玉荣和代表武汉体育学院参赛的向凤兰被查出使用兴奋剂。而此次在教练员指使下参与集体使用违禁药物的6名运动员中，又出现了陈玉荣的名字。据了解，湖北女子举重队此次被查出使用的兴奋剂正是2001年没有用完留下来的。

　　我国第一个女子举重世界冠军、现已退役的湖北籍运动员蔡军说：“现在湖北女举队上下似乎已陷入了一种认识误区，以为只有吃了药才能出成绩。但吃了十几年的药，还是没有搞出名堂来。以我个人经验，关键还是要看训练。”

　　这位昔日举坛名将还承认，她曾在1988年因被查出使用兴奋剂而失去赴国外参赛的资格，但当时她是在教练员告知为“维生素”的情况下才服用的，当时她只有16岁，后来还为此打赢了官司。蔡军说：“1990年，我凭实力又拿了世锦赛冠军，用干净的成绩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一位老体育工作者直言：“奚汉祥的问题到现在才暴露，是他‘运气’好。他带队曾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辉煌过，但从此后的表现来看，他只是一个成功的‘服药型’教练，而不是一个成功的‘训练型’教练”。

　　服药型教练不但不受处罚，还能异地升迁。

　　关键原因 查而不究才愈演愈烈！

　　调查中，几位知情人都提到了国家体育总局2001年下发的“体科字［2001］94号”文，都说“所有事实真相都可以从这里突破！”

　　记者几经周折，终于看到了这份文件的全文：“湖北省体育局，你单位体工一大队于5月10日把湖北女子举重运动员陈玉荣住处的营养品送交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兴奋剂检测中心进行禁用药物检测。经检测发现该营养品中含有‘去氢表雄酮、表睾酮和睾酮’三种违禁物质。这一事件反映出你们在反兴奋剂管理上仍然存在漏洞，应予以整改。经研究现就该事件提出如下处理意见：一、湖北体育局立即就营养品中含违禁成分事件进行认真细致的全面调查；二、按照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做出严肃处理；三、将有关调查和处理结果报国家体育总局。”

　　但记者调查的实情却令人费解：湖北体育局不仅对上述处理意见没有切实执行，而且相关责任人即当时作为体工一大队队长的彭道海、教练员奚汉祥等人均未受到任何相应处理。

　　此后，彭道海虽然被撤了下来，但很快调至计财处这个核心部门，奚汉祥则被提拔为重竞技体育中心副主任。而在省体育局与各大队于2000年12月10日签订的《九运会目标责任书》中明确提出：“出现兴奋剂事件，给予责任人党纪、政纪处分。”

　　省体育局一位中层干部认为，正是在这种“查而不究”甚至还能“异地升迁”的用人导向纵容下，湖北女子举重队使用兴奋剂之风才愈刮愈烈，以至落到难以收拾的地步。相关责任人在多次严查之后均未受到严处，是导致此起恶性事件发生的关键原因。

　　原湖北省体育局副局长、现任武汉体育学院副书记的孙义良还透露：“奚汉祥并不是在2001年才开始使用兴奋剂的，此前至少被查处过两三次了，而且是查得越严，问题越大。”

　　不执行总局文件，省局主管领导在原则问题上态度暖昧。

　　问题背后 主管领导难辞其咎！

　　曾参与湖北竞技体育管理工作的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干部透露说，由于查处此起事件主要在湖北省体育局内部进行，所以深层次问题远未浮出水面。他分析认为，省局主管领导至少在两个方面难辞其咎：

　　其一，奚汉祥带队使用兴奋剂在2001年九

　　运会前后暴露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但省局领导明知有问题，却还要坚持用他，甚至提拔，这绝不仅仅是“用人失察”的问题。

　　其二，出了兴奋剂事件，省局主管领导即使不愿公开曝光，但为什么不处理相关责任人，连内部处理都不做？为什么体育总局有文件下达却不执行？退一步说，为什么不把违禁药物没收？

　　这位干部认为，对国家体育总局的文件拒不执行，体现了省局主管领导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态度暧昧。

　　此外据悉，湖北省体育局在九运会两名女举队员被查出使用兴奋剂时就曾做了“手脚”。据知情人介绍说，当时湖北女子举重队想让与另一名队友同一级别的向凤兰也有比赛机会，便以武汉体院队员的名义为她报了名，但出了问题后却让武汉体院担责任。事实上，向凤兰是湖北女子举重队正式定编队员，训练在省队，参赛费用也是省局出，但这个处分名额却“分”给了武汉体院，后者的确是“哑巴吃黄连”。

　　更为严重的是，湖北女子举重队集体使用兴奋剂之所以屡禁难止，与一些主管领导的暗中支持不无关系。据调查，备战九运会期间，省体工一大队成立了一个“营养恢复小组”，由彭道海、奚汉祥和省体育科研所所长范家诚3人组成，湖北省体育局当时就批了10万元表示支持，此后连续几年直接从计财处多次批钱。后来，范家诚发现事态严重，曾在局里一次干部会议上公开提醒要防微杜渐，却不仅没有引起重视，最后反而被“挤”出了这个领导小组。

　　立场 查而必究一追到底

　　比湖北女子举重队集体服用兴奋剂并作弊更令人震惊的内幕正在揭开。调查表明，这支队伍至少从八运会起就先后多次被查出使用违禁药物：从查出一例、两例到集体违规，“屡查屡为”，胆子越来越大，性质也越来越恶劣。

　　追根溯源，“查而不究”，也就是有了好的制度但没有落实到位，是形成“屡查屡为”的关键。

　　我国高度重视反兴奋剂工作，国家体育总局早就提出反兴奋剂工作的“三严方针”，即“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各地也相应制定了严密的防范制度。湖北省体育局也不例外，特别是对规定购买运动员营养恢复药物设置了四道“关口”，即由管理中心主任提出申请，再由体科所和竞技处“把关”，最后由经济处拨钱购买。

　　可惜，这样的制度在实践中“形同虚设”。有证据表明，有关负责人连续几年绕过中间两道“关口”，直接从计财处多次批钱。更为严重的是，在面对国家体育总局2001年就要求查处的文件时，湖北省体育局却始终没有执行。4年多过去了，责任人不仅没受处理，反而得到提拔重用。

　　显然，“查而不究”，对责任人就意味着默许和纵容，让他们更加有恃无恐。

　　有了好的制度，却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和落实，成了一纸空文，其结果比没有制度更糟糕。如果“查而必究”，“伸手必被捉”，“捉后必重处”，料定不会酿成这样的惊世丑闻。更可怕的是，倘若这种风气形成像足坛“黑哨”一样的潜规则，将会把金牌染黑，把竞技体育带向死胡同。

　　兴奋剂是竞技体育的一颗毒瘤。它不仅有违公平、公正的原则，而且有损运动员身体健康，从根本上阻碍体育事业健康发展。能不能拿到金牌是实力问题，而服用兴奋剂则关系到运动员人格，关系到他所在队的荣誉，关系到他所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形象。所有体育运动都应该远离兴奋剂，所有运动员都要自觉远离兴奋剂，更不能阳奉阴违。

　　声音 如果他们绝我会更绝

　　事件曝光后，被称为此次事件策划者的湖北女举教练刘少军就成为焦点人物。他说他认罚，但他也在等待，他会守住自己那道底线——保住公职。

　　如今的刘少军，每月工资照领，在家休息就当是休假，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半年把前面十几年沒休的假都休了。我现在就是在等，今年是全运会年，估计对我最后的处理要到全运会之后。我现在就担心保不住公职。省体育局的领导该换届了，不知道新领导上来后对我怎么看，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处理。”

　　刘少军有他的心理底线，他的底线就是那份公职，“如果他们做得这么绝，我会做得更绝。”刘少军暗示他手里还握着底牌，而且是很大的底牌。

　　(车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