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春用一生完成《短跑运动》 87年正式出版

　　吕威

　　解放前的刘长春落魄整整12年。1949年三四月期间，刘长春和一大批教师被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接到长春，进行为期3个月的学习。之后，刘长春成为东北师范大学体育教师。新生活开始了！从此以后，他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生，在病榻前还将自己一生心血写成《短跑运动》一书。

　　五六十年代

　　忙得没开过家长会曾向毛主席敬酒

　　四子刘鸿图眼中的刘长春：严肃少言从未参加过家长会

　　据刘长春的四子刘鸿图回忆道，刚到东北师范大学时，因为宿舍紧张，全家住在火车站前的一个招待所里，招待所的名字，刘鸿图直至今天还能脱口而出，“东北旅社。

　　1950年9月，出生于大连小平岛的刘长春回到家乡，供职于大连理工大学(时称大连工学院)体育部。当时，刘鸿图5岁。在他的记忆中，父亲一直就很忙———每天早上5点不到，父亲起床后先是跑步，紧接着再做10分钟体操，然后便坐半小时的公交车赶往单位。到了下午5点左右，刘鸿图便和哥哥、妹妹们趴在窗边，等父亲回来。他总结道：“每天，只有吃晚饭的时候，才能好好瞅瞅父亲，可他总是很严肃，也很少和我们说话。”

　　即便是节假日，刘长春也很少有时间在家陪妻儿，刘鸿图解释道：“每逢节假日，学校、社会上的各种体育比赛、活动都会邀请父亲担任裁判长，他从来不拒绝这样的邀请，因为他太热爱田径，热爱体育了。”

　　1955年的一个周末，全国田径选拔赛在大连举行。赛前，刘长春通过“职务之便”，给了刘鸿图两张票，并叮嘱道：“一定要带着妹妹一起去。”比赛开始后，刘鸿图和妹妹坐在主席台旁边的看台上，只见父亲一会儿在主席台上和嘉宾交流情况，一会儿又站在起跑线前鸣枪，有时又拿着纸和笔不知在记录什么———一刻不得闲。年幼的妹妹在看台上大声哭叫着“爸爸！爸爸！”可爸爸始终没有回应。即使有时回到主席台，儿女恰巧就在旁边的看台，刘长春也无暇和他们打个招呼，“甚至连看他们一眼的时间都没有”。

　　晚上，刘长春匆匆回到家，见到刘鸿图时，他问道：“去了吗？”

　　“去了。”

　　“看比赛了吗？”

　　“看了。”

　　“哦。”刘长春便又匆匆坐到书桌前。

　　刘长春共有四子二女，刘鸿图说道：“我们兄妹六人的家长会，父亲从没参加过，而我们六人也从没去过他的办公室。”

　　不过，刘鸿图记得，父亲也有慈祥的时候。1964年，刘鸿图高考结束后，即将被沈阳农学院录取。因为在海边长大，刘鸿图的理想是到上海交通大学学习造船专业。录取在即，刘鸿图希望父亲能站出来，通过教育系统内的朋友“打点”一下，可父亲迟迟没有行动。

　　那时正是夏季，一天傍晚，刘鸿图陪父亲在院内纳凉时，一言不发。

　　父亲摸了摸他的脑袋，问道：“不高兴？”

　　刘鸿图还是不说话。

　　父亲语重心长地说道：“年轻人嘛，不管是搞农业，还是工业，都是祖国的需要。”

　　刘鸿图使劲点点头。

　　刘鸿图说父亲严肃，话少。反对声一片。

　　同事赵广复眼中的刘长春：热情

　　现年65岁的赵广复老人曾是大连理工大学体育部田径队教练，他戏言，“刘长春是我的老领导。他很热情。”

　　他也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和刘长春见面时的情景。1966年，从沈阳体育学院毕业后，赵广复被分配至大连理工大学任体育教师。去单位报到前，他知道那里有个“大牌”人物刘长春。走进体育部办公室，赵广复惴惴不安地“自报家门”后，一个身材矮壮、年近六旬的老人连忙站起身，握着赵广复的手说道：“欢迎啊！小伙子，好好干。”事后，赵广复才知道，那个热情的老人就是刘长春。

　　同事齐宗和眼中的刘长春：天真

　　一次，刘长春指导田径队的运动员练习跳高，同为田径队教练的齐宗和见横竿在一个高度摆放了很久，趁刘长春没注意，他偷偷地把横竿高度降低了几厘米。

　　等第一个队员轻松跳过后，刘长春立即叫停，他走到横竿前，仔细瞧过后，立即叫道：“谁干的？”

　　这时，齐宗和站出来，笑道：“我。”

　　刘长春一阵怒吼，“谁让你干的？”哪里还顾及齐宗和此时正在学生面前。

　　齐宗和解释道：“如果老跳一个高度，学生们会腻烦，再说，稍微降低高度，训练时，也能提高他们的自信。”

　　听完这些，刘长春摸了摸脑袋，立即笑道：“你说的有道理，我向你道歉。”

　　在刘长春的努力下，大连理工大学田径队的水平逐渐提高，并多次获得辽宁省和全国比赛的冠军。1959年，新中国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闭幕后，在国庆招待会上，刘长春代表所有运动员向毛主席敬酒。

　　七十年代

　　半夜偷吃饼干失望田径运动会

　　拖着鼻涕干农活

　　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初，刘长春被莫名其妙地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并和大连理工的同事被拉到大连郊区的青堆子农场劳动。

　　一天，正逢东北的寒冬季节，齐宗和与刘长春卷起裤腿，站在水田里劳动。比刘长春小近20岁的齐宗和感到腿脚刺心的疼，他看到旁边的刘长春只顾低头干活，鼻涕却长长地吊着。恰好有老乡路过时，见此情景，啧啧叹道：“这哪里是干活啊？”

　　齐宗和说道：“当时，只要有时间，我们就睡觉，其他的任何事情都不管。8个月里，我们连衣服都没洗过，就这么一直穿着。当然，饥饿也是一种威胁。”

　　出于对师长的尊敬，当时，只要有空，邹继豪就会到农场看望刘长春等人。令邹继豪印象深刻的是，只要他一到农场，这群老同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凑钱，然后嘱托他到附近商店买些饼干等零食回来。夜深人静时，一张大通铺上全是“嗦嗦”的咀嚼声。

　　劳动改造结束后，刘长春和同事们回到学校。

　　恢复名誉，大醉三天

　　1973年，全国田径运动会在长沙召开。当时，64岁的刘长春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彻夜难眠，并主动提出要去参观比赛，学校领导答应了他的要求，并委托邹继豪全程陪行。

　　从大连到长沙，数千公里的路程，一路跋涉后，他们在大会开幕后的第二天赶到长沙。一代田径名将来了，却无人接待，去找组委会要张票，可工作人员不理不睬。刘长春只得买票进场。当时的比赛成绩使刘长春大失所望，邹继豪清楚地记得，那时，刘长春沮丧地坐在看台上，有时摇头叹气，有时甚至说粗话骂人，“他对那次比赛的组织工作和成绩都失望至极。”邹继豪解释道。

　　在长沙，刘长春抽空上了一次岳麓山。他兴致勃勃地爬到爱晚亭后说道：“这是毛主席来过的地方，我总算也来过了。”

　　在长沙看了3天比赛后，刘长春赶回大连。没过多久，组织上给他恢复了名誉。当天，刘长春找到齐宗和，“小齐，今晚到我家喝酒，咱们比赛，看谁喝的多。”齐宗和欣然赴约。

　　第二天，齐宗和醉得在家大睡一天。第三天，当他到单位上班时，见刘长春还没来，一打听，才知道刘长春仍然“沉醉未醒”。

　　八十年代

　　深憾未能入党抱病写书，身后出版

　　“文革”结束后，刘长春再次把全部心血放在体育教学中。赵广复老人记得，当时，刘长春年近70，但每天仍要到学校的田径场指导学生，“以前，他和我们一样，穿着训练服一起练，还手把手地演示。后来，年龄大了，不再穿运动服了，但还是每天必到训练场，开始，他每天站着看我们训练，再后来，他每天带张小板凳坐在场边。”

　　1980年，71岁的刘长春找到学校领导，提出要写一本《短跑运动》留给同行。领导答应后，再次派邹继豪当他的助手。

　　有人对刘长春的这次举动产生质疑，“那些都是30年代的经验，技术陈旧，有保留的价值吗？”还有一种看法是，虽然刘长春是大学毕业，但他念书期间一直从事体育训练，文化水平仅相当于小学毕业，“写书，他行吗？”

　　这些话，刘长春陆续听到过，他对邹继豪说：“对我而言，写书的确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但我必须这样做。”

　　刘长春的举动得到国内很多著名运动员、教练员和科研人员的帮助，他们经常在一起开座谈会，出谋划策。当时，刘长春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但他还是坐在病床上笔耕不辍。邹继豪记得，那时，刘长春的烟瘾出奇的大，一天好几包“大生产”。

　　写书期间，刘长春郑重地向学校提出了另一个要求：入党。邹继豪经常能看到，刘长春有空时会写思想报告，写完后便委托他交给党委。对此，邹继豪总会玩笑般地劝刘长春，“老头儿，别想这个事了。”当刘长春的入党申请书交到上级手中时，大连市委的一位领导竟然说道：“都是老头儿了，算了吧。”结果，刘长春入党一事，因为这位领导的一句话，终未如愿。

　　刘鸿图还记得，从1979年之后，父亲的身体便开始奇怪地消瘦，但到医院一检查，又无大碍。那时，刘长春还坚持天天跑步，但总是没跑多久，就已大汗淋漓。

　　1982年底，书稿终于完成。当邹继豪把稿件送到北京的人民体育出版社时，却被告知，“暂时不能出，因为这个项目已经有人在做。”邹继豪一打听，原来，当时北京体育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也在写关于短跑运动的书，而这个研究生的爱人正好在人民体育出版社工作。

　　听到这个消息，刘长春立即给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写信反映此事。没多久，北体大那位研究生的书稿也完成了，专家认真评比后决定，出版刘长春的《短跑运动》。可惜的是，当该书于1987年正式出版时，刘长春已去世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