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纪中：北京两次难忘 申奥最后阶段最容易犯错误

　　年近古稀的魏纪中是北京两次申办奥运会的重要人物，回忆起1993年和2001年的申办往事，他依旧激动不已。

　　1993年的夏天国人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痛苦之旅。魏纪中时任中国奥委会秘书长，负责主持、参与2000年奥运会的申办工作。当时正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形势对社会主义国家申办奥运会非常不利，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甚至直接出面公开反对中国主办奥运会。但

是在中国，从老百姓到领导人，对成功申办抱有很大的信心。

　　魏纪中却很明白，北京要想获得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希望非常渺茫。作为申办代表团的主将，他没有把这样的情绪写在脸上，花甲之年的他用惊人的效率不断跟各国的奥委会委员对话交流，为北京争取最后的机会。

　　2票之差负于悉尼，举国皆泪。魏纪中早就预测到这个结果，但心情无法平静。他的奥运情结也并没有因此消失，1999年4月7日经中国奥委会批准，北京市正式向国际奥委会递交申请书，也再次点燃了魏纪中的申奥热情。不过这一次，他从台前走到了幕后。

　　年过六旬的魏纪中和另一位申奥的资深人楼大鹏承担申办报告几十万字英、法文字稿的工作。何振梁给了老战友高度的评价，“魏纪中主动挑重担，从不叫累。我为有这样的战友而鼓舞！”的确，作为体育外交家，魏纪中过人的精力和高涨的热情让普通人叹为观止。他的秘书曾经说，魏老一年有200天在国外，90天在飞机上！

　　北京二度出击申奥伟业，有了上次的伤痛，很多人都变得谨慎了。对形势有精确把握的魏纪中这次却充满了信心。不像上一次，他在台前，斡旋奥委会委员是他的分内工作，2001年7月的莫斯科，魏纪中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外围，甚至像记者一样当起了“狗仔队”。

　　酒店大堂被称为足球记者蹲守新闻的“第二战场”，魏纪中和他的战友们也看到了第二战场的作用。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都下榻在莫斯科的世贸中心，魏纪中和吕圣荣、楼大鹏、张清等人就经常到饭店大堂，“占领”了这里最显眼的一角，以便随时同过往的委员交谈，这个角落被人们戏称为“中国角”。上次申办时，吕、楼、魏、张等人虽然也是国际体育界的活跃人士，但还没有成为重量级的人物，这次他们已是十分受人尊重、具有影响的国际体育活动家，“人脉”很广，成为申奥委员会中特别是对外交往中的中坚力量。

　　正是这些外围的信息，让魏纪中成了中国申奥代表团中对胜利信心最足的一个人。他公开评论中国将在第二轮投票胜出。后来有人问他，“魏老，当萨翁走向宣布台时，您是否已经感觉到了一定是‘北京’了？” 魏纪中哈哈一笑，“我跟你有同样的感觉，甚至在投票以前，我也感觉到肯定是北京了！”

　　申奥成功后，举国欢腾。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说，这是巨大的惊喜，但对于魏纪中来说，这不是奇迹，而是水到渠成。他甚至还在总结1993年失利的原因。7月13日投票以后，他继续留在莫斯科，和一些国际奥委会委员们进行交谈，想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因为已经投完票了，可以和他们自由交换意见了。 委员们普遍反映，2000年奥运会，当时北京以两票之差没有拿到，并不说明很多委员反对在北京举办奥运会，而是觉得那个时候北京办奥运会的条件和澳大利亚比起来，还有所欠缺。这次奥运会，根据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的评估报告，就认为北京各方面的条件已经和巴黎、多伦多不相上下了。因此，他们认为，这次应该是给北京的时刻了。

　　魏纪中把选择北京的委员分成四个类型，一类委员认为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大国，第一次在中国举办奥运会对于普及奥林匹克运动有着重大意义。第二类委员在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并没有投北京的票，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反对北京举办奥运会，因为他们认为当时的北京条件还不够，希望北京进一步发展，而评估报告中将北京和发达国家的巴黎和多伦多列为有能力在2008年举办一届出色奥运会的城市行列。这无疑让这类委员更加支持北京举办奥运会。还有一类委员在选择城市时，看重的是奥运会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给哪个城市及其所在国家有更大的推动作用。他们认为法国的巴黎、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日本的大阪并不是非常需要奥运会，而北京和伊斯坦布尔则能从举办一届奥运会中大大受益。最后一类委员认为巴黎、北京和多伦多都属于不错的城市，但是北京在向国际奥委会委员作的最后陈述效果不错。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三个城市相比，北京拥有最可靠的政府支持，在财政上政府给予的保障最坚实。中国的政治体制也让他们相信，北京不会变更他们对举办一届出色奥运会的承诺。

　　申奥成功带来的民族自豪感是用再多的金钱都换不来的。申奥功臣魏纪中拿到的唯一一份物质奖励是一块纪念铜盘。而为他订做的礼服，魏纪中也捐赠给了首都博物馆。

　　2001年7月13日深夜天安门的狂欢是魏纪中这辈子最难忘的一个镜头，也是这位古稀老人最宝贵的一笔精神财富。

　　申奥：最后阶段最容易犯错误

　　新加坡盛会，当然少不了魏纪中。他跟国际奥委会有近50年渊源，更是北京两次申奥的见证人。在随中国女排转战宁波、澳门期间(他是国际排联第一副主席)，他接到国际奥委会通知，邀请他作为国际排联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这届国际奥委会全会。他在7月4日从澳门飞赴狮城，然后直接回到香港继续督战女排大奖赛。7月2日，魏纪中在女排比赛间隙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这位申奥老臣从独特的视角回忆起了那两段刻骨铭心的岁月。

　　《劲体育》：2001年莫斯科投票前，有件有趣的事情，中央电视台要请一位申奥代表团专家为投票当天的现场直播做解说。没有人愿意去，因为很多人都不敢确认咱们能否胜出，最后只有您站出来了。

　　魏纪中：到了那个节骨眼儿上，大家都很紧张。但我很有信心，中国赢定了！所以我敢去解说。在陈述报告后，委员们问了中国代表团13个问题，别的申办城市只有两三个，国内打电话到前方，问我们怎么回事，有些人把这看成不好的预兆，其实，问题越多说明委员们对北京越关注、越希望了解北京。我当时就反应过来，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委员都看出北京有大胜的希望了，这些委员提问，其实正说明了他们对北京奥运会的期望。我心里有底，也是因为分析了提问委员的身份，90%都是会投中国票的委员。从他们问问题的角度也看得出来，他们是在帮助你，是关心中国如何办好奥运会。别的城市为什么只有两三个问题？人家根本不投你的票，还问什么？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是您第二次出山了，但身份主要是顾问，同第一次申奥担当主将相比，做幕后工作有没有感到没有发挥出您最大的能量？

　　恰恰相反。我觉得第二次申奥我的工作效率很高。这次我没有参加游说的工作，而主要从侧面收集信息，这比正面获得的信息往往还要准确。我在国际体育界还是有很多朋友的，在跟他们的沟通中往往能得到更有价值的信息，事实证明的我判定是正确的。

　　您是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主将，很遗憾失败了，当时国内认为北京胜出的可能性很大，您个人呢？是不是也觉得北京失利很意外？

　　我对北京第一次申办从来就没有乐观过。那个时候我作为中国奥委会的秘书长，处在斗争的中心，我就是靶子，各个方面对中国不利的信息和言论都直接扑过来，我在申办过程中就感觉到整个气氛不对，很多人是不会给中国投票的。其实，中国那次从得票来讲，已经是超过我的想象了，最后跟悉尼只差了2票，我原先估计还得不了这么多。我们的对手有抱团儿的，但投票的时候，对方阵营出现了分歧，最后选票分散了，中国还多分得了不少票。

　　之所以国内舆论乐观，他们是没有接触到真相。我当年是直接跟委员对话的，不只是参加宴会，在宴会这样的场合，你很难得到真实的信息。一起吃饭的时候，看你中国人对奥运会如此期待，人家干吗要泼你的凉水？所以说尽是好话，说北京很有实力呀，在北京举办意义很重大呀，我们的领导人在大部分场合也是听到正面的反馈。而我必须回答委员们和记者们那些尖锐问题，他们的态度让我对中国的申办希望有了清醒的认识。所以事后看，我们第一次申奥把自己估计过高了，而第二次开始的时候又把自己估计低了，很多人没有想到我们第二轮就能胜出。

　　您马上就要到新加坡参加IOC的全会，申奥过程中这是最后一个环节，也最激动人心。您作为两朝元老，如何看待申奥的最后冲刺？

　　我总结出了几个观点。首先，最后阶段最容易犯错误，而错误往往是致命的。你说话，行动不慎，在这个敏感时期会被放大和利用，这种错误，或者被人误解是没有改正的时间的。外界以为这段时间是拉选票的关键，其实根本没有用。70%以上的委员到莫斯科，或者这次去新加坡之前，该投谁的票，主意早拿好了。你很难在大堂里聊个天，或者宴会时寒暄几句就改变对方的选择。但是错误不一样，一旦犯了，可能就会葬送领先的局面。另外，所谓公关工作，大部分是无效的，真正有影响的公关是委员和委员之间的，毕竟他们之间的身份，还有交情是外界不能比的。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也频频出击，到处跟国外的委员和重要人物接触，其实主要的目的不是拉选票，毕竟你很难几天之内改变人家的看法，而是出于礼节，保持和增进友好的关系，别让人家说我们势利高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