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届世乒赛裁判杨万举：北京奥运 我想当志愿者

　　文/王星 沈雷

　　几天前，本届世乒赛总裁判长孙麒麟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采访对象——老裁判杨万举。

　　用孙教授的话来说：“老杨可是唯一一个参加过在我国举行的所有3届世乒赛的中国 官员。”昨天下午，如约来到宾馆。“中间人”孙麒麟恰好不在：“没关系，现在不正在开裁判员学习大会，随便找哪个裁判，都能认出老杨来。”果然，不费吹灰之力。

　　杨万举以纠正错误开始了自己的开场白，“其实，我只是唯一一个干了这3届世乒赛的裁判。要说官员，我的一些裁判界老战友也参加了这届比赛，只是这次他们在干竞赛组织工作。”

　　13岁的“童工”

　　说是“老杨”，其实杨万举并不“老”。尽管1961年他便参加了世乒赛，但直到今年3月，老杨才年满60岁光荣退休。“1961年那会儿，其实我才16岁。”

　　“1958年，我在天津读完中学便来到北京参加工作，那年我才13岁。”说起这段历史往事，老杨颇有些不好意思，“是不是听着特像童工的感觉？那时候觉得参加工作是特光荣的事情，报名工作时我偷偷虚报了3岁。”当年招工查得不紧，报几岁就几岁，连户口本也未细查，自称“长得不高不矮、看着不大不小”的老杨得以提早“成年”。

　　当年执法26届世乒赛70多位中国裁判中，杨万举自然是最小的一位，没人知道其实他不过是一位刚满16岁的孩子。即使是老杨的一些老朋友，也没弄清他的年龄，直到前不久退休前，还有朋友质疑，“老杨，你怎么可能参加工作了47年呢？”“真不骗你，至少档案材料不会骗人吧！”

　　16岁的回忆

　　杨万举自小爱打乒乓球。

　　“小时候淘气，什么体育运动都参加，不过足球篮球对场地条件限制太多，玩乒乓球多简单，一张板两块拍。”要说当年找个正规乒乓球桌也不容易，当年的小杨时不时跑去天津青年宫，花上一毛钱的“巨款”租张台子过过瘾。“那会儿玩的时候，也设‘裁判’，不过就是数数。”机缘巧合，杨万举刚好在《天津日报》上读到一则乒乓球裁判员培训班的招生广告，蹬着车便去报了名。5堂培训课后，杨万举拿到了一张三级裁判证书，按他的话来说，“边看边激动了好半天”。

　　自1958年起，老杨在中国矿业大学工作了整整47年。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整个高校系统分到3个裁判名额，当时已升为二级裁判的杨万举幸运入选。“要说成为乒乓裁判的专业基础，还是那时候打下的，”几十号裁判一同住在工体集训了一个多月，“‘天塌下来，都不能回头，视野永远固定在球台两端’，当年师长们的这些教导，我现在都记得。”

　　“第一次出场，看见黑压压的观众，又是一片掌声，心都快蹦出来了。”担纲副裁判的老杨回忆道，毕竟当年还是一个孩子，“记得邱钟惠和高基安的那场女单决赛，看得精彩之处，乐得直鼓掌，现在想来，当裁判怎么可以这样哟！”老杨说，这一切，都像是昨天发生的一般。

　　60岁的憧憬

　　1961年的北京到2005年的上海，16岁的小杨成了60岁的老杨。

　　“有句俗话：活到老学到老。当裁判更要如此，竞赛规则在日益更新，我们不学习怎么能保证比赛的公平呢？”昨天刚到上海的杨万举，这几天的计划就是在屋子里学习刚下发的几本最新规则和官员工作手册，“做一名称职的裁判无非做到两点，一是熟悉规则，二是精力集中。”

　　干了40多年裁判的老杨坦言，“做法官”可不是一桩轻松事。“一场比赛近一个小时，裁判容不得半点思想开小差。一旦出现争议问题，你又没注意，这就糟糕了。虽说副裁判也能帮助你，可这会十分被动。裁判的工作量也很大，上午九点开始工作，吃完饭还来不及睡一觉，下午一两点又得比赛。以前一个裁判吹一场团体赛，一干就仨小时，前一晚得注意休息，比赛前不能喝稀的，你没见过有裁判中止比赛要求上厕所的吧？”在老杨的旅行包里，毛巾、清凉油、风油精是必备之物，“以防万一精力不济”。

　　老杨说，20年前，每个星期只有一天休息日，而那天，他总是铁打不动地骑一个多小时自行车，去北京各区的业余乒乓球比赛干裁判工作；现在，老杨时不时要坐飞机去参加国内各级乒乓球比赛，4月6日刚从乙B联赛回来的他，歇了4天又去参加甲C联赛(中国有6级乒球联赛)。1995年世乒赛在天津，老杨算是回了一趟家乡，可他没抽出一分钟回家看看，老杨说他歇不下来，因为“工作忙，这就是最大的乐趣”。

　　这届比赛本规定不抽调60岁以上的裁判员，惟独对杨万举破了例。说来也巧，来上海上交了自己的裁判记录本，最后一栏刚好敲上“第48届世乒取鸨的登记章。

　　还有3年就是北京奥运会了。“我当然梦想参加，不过不是做裁判而是做一名志愿者，这么好的机会要留给年轻人。”老杨说自己很幸福，因为从16岁到60岁，他亲历了国球的成长，这一切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