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球体现大国风范 中国对世界乒乓运动的贡献

　　除了乒乓球并非起源于中国之外，乒乓球的一切，似乎都与中国有关。现在，谈到乒乓球，就像谈到中国一样。

　　乒乓圣地

　　就像说到相扑，你总会说日本，说到跆拳道，你一定会想到韩国一样，说到乒乓， 你想到的，肯定就是中国。

　　乒乓，中国的国球。

　　中国，乒乓的圣地。

　　世乒赛在中国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乒乓“信徒”们，来中国“朝拜”，感受一下乒乓圣地的气息。犹如一个音乐家来到奥地利，一个艺术家来到意大利。

　　乒乓圣地，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更代表着一种对理想的追求。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瓦尔德内尔开始，到现在的福原爱、朱世赫，每个国家都把自己最有培养前途的乒乓选手，送到中国，接受训练。就像NBA对于一名篮球运动员来说，你很难想象，一名乒乓世界冠军，可以与中国完全无关。

　　“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对乒乓球运动的普及与发展，作出如此大的贡献。”这样的表述，相信在以谦虚为美德的中国人眼里，仍是毫不犹豫地得到肯定。

　　因为事实使然。

　　乒乓援外

　　职业足球，让我们熟悉“外援”这个词。而在乒乓球的发展上，却离不开援外。

　　援外的有教练，也有队员，还有连带乒乓器材的，那叫“一条龙援外”。

　　最早的乒乓援外，要追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叫帮忙。中国派出一些教练，赴越南、蒙古、柬埔寨等国“帮忙开展乒乓球运动”。不过，中国教练的水平，并非世界一流。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又开始将一批技术精湛、政治过关的优秀乒乓教练，以援外或者交换的方式，派往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虽然当时带有一些政治色彩，但所起到的效果非常好。许多国家，就是从那时开始认识了乒乓球。

　　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乒乓球水平称霸世界。当时，由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差比较大，所以，一批国字号尖子球员，主要奔赴西方国家打球。

　　国际乒联技术委员会主任姚振绪提供了一个数据，说同样的中国世界冠军，当时在德国的收入是在国内收入的400倍。

　　那个时候，援外有公派的，也有自己联系的。主要目的都是谋生，提高生活质量。由于那一批队员的水平相当高，后来退役后又当上了教练，所以在那个时期，欧洲乒乓的水平迅速提高。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再加上一些政策上的扶持，尖子运动员的流失现象得到了根本改变。相反，一些本来在国外的教练，也回到了国内发展。

　　至于赴海外打球教球的人数，据说前后超过300个，但很难统计。

　　乒乓使团

　　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在国外打球、教球的中国人，对中国乒乓球队构成威胁时，一个新名词诞生了：海外兵团。

　　这是一个特定时期内的特有现象。对于海外兵团的评价，国内的争论比较多，但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但是，不可否认，“海外兵团”对整个乒乓球运动的发展，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海外使团”也大大延长了中国球员的运动寿命。

　　随着中国乒乓球队的重新崛起，中国人的观念变得更加宽厚与开明，进入新世纪后，海外兵团的说法，逐渐淡化。

　　现比利时队教练、原北京队教练王大勇说：“大多数出国打球教球的人都很爱国，‘海外兵团’的称呼，少了些友好，称我们‘海外使团’才对。”

　　使者的职责是传播文化、教授技艺、促进友谊。“海外使团”的说法，比较贴切，得到现在大家一致的认可。

　　乒乓补血

　　走出去，引进来。乒乓水平要提高，要普及，把外国选手请到中国来，则是另一种好方法。这可称之为补血。

　　上世纪70年代末，年纪轻轻的瓦尔德内尔与林德，就远渡重洋，来到上海，在上体馆里，与上海队国家集训队一起，训练了整整3个月。

　　中国曾在80年代中期，先后在无锡、秦皇岛等地，举办过青少年集训队。包括法国世界冠军盖亭在内的许多欧洲队员，都曾在那里集训过。

　　“一旦同意他们来了，我们就毫无保留。”多年在中国乒乓球队任领队的姚振绪说，“有这么多的高手，他们提高得很快。”

　　请进来的，不但有高水平选手，也有一些经济困难的亚非拉国家选手。这次上海世乒赛组委会就决定，邀请30个经费紧张的国家与地区的乒乓球队，来上海参加世乒赛，上海方面将负担他们的所有费用。

　　“这是上海组委会在推动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上，作出自己的贡献。”上海世乒赛副秘书长陈一平说，这其实是一种优良传统。

　　乒乓精神

　　半个多世纪以来，一只小小的银球，体现了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力量。

　　“人生能有几回搏”、“胜了从零开始，输了打翻身仗”、“创新才有生命力”、“甘当铺路石，甘当无名英雄”、“从薄冰上走过来”、“祖国荣誉高于一切”。这些格言警句，都出自中国乒乓队。

　　中国人在国际乒联拥有很高的职位与地位，但是中国人从没有用这些潜在的优势，为自己在比赛中谋取好成绩。

　　“无论是前国际乒联主席徐寅生还是姚振绪，他们总是用一个更高更远的视角，作出不少对中国没一点儿好处，但对世界乒乓球发展有利的决策。”与国际乒坛接触甚多的国际裁判孙麒麟佩服地说，“把乒乓球改大，就是徐寅生提出来的。要知道，用大球对讲究速度的中国选手来说，是极大的打击。”

　　包括后来的11分钟、无遮挡发球，面对这些明显对中国不利的规则改动，中国人从来都是举手赞成。

　　徐寅生说过：“都是中国人拿冠军，有什么意思？难度大了，还能拿冠军，那才叫行。”

　　让我们骄傲的是，在一个40毫米直径的乒乓球上，体现了一个960万平方公里泱泱大国的宽大胸怀与非凡气度。

　　本报记者高兴本版摄影周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