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本中的黑白世界--新中国围棋出版业的三部曲

　　我们的棋书

　　作为承载围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围棋书籍的写作和出版与一个时代的围棋发展脉络息息相关，它的文化内涵、受众群体、阅读和流传方式也与其它文字出版物截然不同。此中妙味，相信每一个参与写作、编辑、出版和阅读围棋书籍的人都有切身感受。

　　围棋从来就不是孤立地表现在比赛成绩上，一两个世界冠军支撑不起围棋强国的大厦，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冷静地审视赛场背后的一些东西。日本围棋的传统和厚度世所公认，他们在围棋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和著述蔚然成风；韩国围棋的顶尖战绩至今无人超越，他们的务实精神以及对新手新型的不断求索令人叹服。我们中国围棋呢？比赛的胜负固然重要，但总有一些东西是超越胜负的，也许这些对于一个国家的围棋发展有着更为长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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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围棋出版业的“三部曲”

　　□ 费胜昔/文

　　新中国围棋图书的出版业发展轨迹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80年代之前的“蓝缕期”，80至90年代中的“黄金期”及90年代中至今的“静默期”。

　　筚路蓝缕 夹缝求存

　　建国之后的30个春秋，“弹指一挥间”，围棋这项传承着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文化遗产由于被重新定位为竞技体育的一个项目而找寻到了生存发展的新支点。但是，在那个高歌“破旧立新”、政治运动频仍的年代，围棋运动尽管受到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大力扶持，但仍难逃多舛的命运，一度被视为“四旧”而惨遭撤消项目的厄运。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作为围棋衍生行业的围棋图书出版自然是一派萧瑟，那曾经是一个“抄本”的年代，大量的手抄文献的流传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正规出版物贫乏的空白，满足了人们向往丰富精神世界的需求，这一流行竟也波及到了原本与“意识形态”无关的棋谱棋书领域。当时的日本是世界围棋的中心，日本的围棋出版事业正经历着欣欣向荣的集大成期，系统性地整理出版了古今众多与围棋相关的文献与棋谱。而这些资料通过各种渠道辗转流入国内，正深陷于资讯饥渴的爱好者们自然是如获至宝，由于当年尚无复印的手段，手抄或者油印就成了唯一的传播途径。由于围棋“手谈”的特殊性不受语言障碍之累，大大增强了它的传播速度，相信当年的诸多业余好手，包括一些地方上专业棋手在修业时代都有“静夜闭门抄‘禁书’”的难忘经历。这样原始的流通方式竟一度成为围棋出版物传播的主流，不能不说是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的悲哀！

　　在70年代之前，国内的围棋出版几乎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围棋给大众的感觉一直是阳春白雪的文人雅戏，难于亲近。倒是象棋因为其天生的草根文化特色及随之而来的高普及率，得到了正规出版社的亲睐，由此也诞生了不少传世的经典之作，人民体育出版的杨官嶙编著的那本《中国象棋谱》一时风靡，总印数竟达到了50万册之巨，堪称空前绝后。围棋图书中唯一给人较深印象的也是人民体育版的包括《黑布局》、《白布局》在内的一套五本的吴清源系列丛书，这套以汉字标注谱着手数的棋书可以说是普通民众当时通过正规渠道得以管窥大师堂奥的唯一途径。

　　一夜风来 春色满园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80年代中国围棋的倏然勃兴也为围棋图书的出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

　　如果说80年代初期国手们在连年中日对抗赛中的出色表现，还只是诸葛亮初出茅庐之后所烧的几把小火的话，那么随着84年中日围棋擂台赛的登场，一场真正的“群英会”揭开了大幕，“时势造英雄”，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年代，在这个万众瞩目的舞台上由中日擂台斗士轮番上演的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纹枰大戏在中华大地燃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围棋热潮，其炽烈的程度一如当时费翔在春节晚会中一炮而红、巷闾传唱的那首“冬天里的一把火”那般火旺。与此同时，围棋出版业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无论从量还是质上，围棋书籍都在与象棋和国象的竞逐中胜出，渐渐占据了书店棋牌类书籍的显著位置而成为主流。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出版主体也就是出版社呈现规模化的趋势，并且创出了自己的品牌，比如国内唯一一家专业出版棋牌类书籍的蜀蓉棋艺出版社就曾策划出版了众多值得典藏的精品杰作，而老牌的人民体育出版社则与前者鼎足而成为一南一北两大围棋出版重镇，所出之书亦颇多佳作。其他的许多出版机构虽不如这两家那样高产和稳定，但也常能凭借自己的独特视角和选题切口赢得市场空间。尤其是来自京沪这两大出版策源地的诸多大小出版单位，比较突出的如北京的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奥林匹克出版社，上海的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等。

　　其次是选题和题材的多样化，凡人物传记、棋士随笔、人物访谈、自战回顾、观战记、名局细解、技术专题、辞书词典甚至是连环画形式的小册子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令我辈棋迷有目眩神迷之感。出书如制衣，花样常翻新，保持一份新鲜是非常重要的，当时的围棋出版人可谓是深谙此道。

　　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作品的原创性强，无论是译作还是著作，编选均比较用心，滥竽充数的拼凑之作较少，其中亦可以折射出责编的眼光识见和不愿误人子弟的一份责任心。由于当时的版权管理尚比较松散，对日本棋书的译作占了绝大的比例。在日本围棋数百年积淀下来的棋书宝库中撷英咀华，为我所用，真是不出好书也难。遗憾的是精通围棋兼日语的通才还太少，否则，本应该能挖掘出更多的东瀛名著以飨棋迷。比如日本历代名人棋艺研究的专著和大正、昭和棋界众多巨匠的传记，如今这个艰巨的任务惟有留待后人了。不过失去了当年那种趁热打铁的火热氛围，仅仅为了迎合部分小众的“适情雅趣”能否得到出版人的垂青，实在让人乐观不起来。

　　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步入90年代，在出版业开放度和国际化趋势不可逆转的宏观背景下，随着有关知识产权法规环境的日趋完善和缜密，围棋出版人的生存环境遇到了新的挑战。尽管间或也有好书问世，但80年代中后期那种一印就是几万册甚至几十万册的繁荣景象是一去不复返了。

　　受版权所限，我们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大量翻译国外的优秀围棋专著，出版新书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本土作者。围棋作为一门专业程度很高的艺术，非专家不能释其奥妙，特别是一些技术性专著，要求棋书的作者本身就是棋艺精深的业内高手。在这方面我们的棋手既存在文化素质偏低的先天不足，又囿于后天的环境，在棋书写作上缺乏主观能动性。现在下一盘棋对局费动辄数千元，如果拿到头衔或好名次，更是财源不断，谁还愿意点灯熬油去做写棋书这件看不到多少实际利益的事情呢？日本出版界的一个做法是请专业棋手和懂棋的记者或作家合作，各施所长，共同完成著作。而在我国，由于围棋作为一项文化的普及推广力度不够以及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能够胜任“第二作者”的文化界人士也是凤毛麟角。

　　对围棋基础理论的研究不够，以及资料统计工作的严重滞后，也是国内当前难以产生优秀棋书的原因。日本围棋的传统和厚度世所公认，他们的棋手在围棋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和著述蔚然成风，已经多次重印的蜀蓉版“围棋大全”系列工具书，就是出自日本几大超一流之手，像这样的经典普及性读物国内难以原创。日本还很重视各项比赛数据的统计和资料的保存，这给他们的棋书出版积累了大量最原始也是最可靠的第一手素材，一名棋手只要具备了相应的资历，可以随时出版全集或选集。而在中国，你问聂卫平到现在为止一共下过多少盘棋，对手都是谁，胜负如何，他自己可能都是一头雾水。后来者如常昊、古力等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长此以往，又怎能指望国内棋书可以出现具有权威性的经典传世之作呢？

　　围棋图书的策划和销售也需要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经历了八十年代中后期棋书出版的“黄金时代”，棋迷买书也变得越来越谨慎，由于围棋的特殊性，一些基础理论方面的专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会过时，如果没有角度新颖的选题和有创意的策划，新的棋书很难刺激读者的购买欲望。一些粗制滥造、剪刀加浆糊式的抄袭拼凑之作也倒了不少原本是棋书忠实读者的胃口。另外，有“好货”也得会“吆喝”，要会包装和宣传，把书籍当作一种文化产品来经营。在这方面，出版界的新锐中信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其日前推出吴清源自传《中的精神》，通过电视访谈节目和平面媒体广告频繁亮相，不断吸引读者眼球，在短时间内实现了重印和热销，其成功经验值得业界借鉴和学习。

　　沉舟侧畔千帆过。在经历了围棋书籍出版的穷荒期、繁荣期和相对静默期之后，我们的围棋出版界乃至整个围棋界都应该冷静思考所面临的现实与困惑，相信所有热爱围棋的人们都在期待着围棋书籍的出版再度进入一个千帆竞发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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