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汉城奥运会之后，中国代表团的奥运之旅，比较顺畅，在我们的访谈中时有笑声。但李富荣家的电话常打断谈话。听得出有好几个地方体育局局长，邀请李富荣去省市走走、调研调研。李富荣总是哈哈一笑：“好的，谢谢！过了春节，等天气暖和一些一定去。”)
1988年奥运会之后，中国体育界可以说憋了一肚子气。在这样的情况下备战1992年
奥运会，一些问题也出来了。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前，有一名领队向我反映：在训练中，一名小运动员因为没有按照教练的要求做动作，挨了教练员的重打！我听到这个情况，立刻要求查清结果，结果情况属实。我请分管领导找到这名教练谈话，予以纠正。这名女教练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她所带领的这名小队员，夺得了金牌。
关于这件事情，我从来没和这名小队员谈起。但我想，运动员们就像我们的兄妹、甚至是子女。我们制定了那么多的规则，要求运动员们遵守，教练员也应以身作则，自己压力再大，也不能将压力转移到运动员身上。运动员遇到挫折，要及时疏导。教练员要勇于承担责任，不能文过饰非。
(这位运动员已退役，教练员也离开了国家队去院校任教。我问李富荣，是不是可以将她们的名字写出来。李富荣想了想：“算了，教练也不容易，她最终还是为我们国家获得了荣誉。”)
可以这么说，出征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前，我的心里已经比较有底，当时舆论环境也比较好。经过4年的努力，中国的体育水平确实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果然，在那届奥运会上，中国队夺得了16枚金牌。比如游泳的“五朵金花”以及柔道的庄晓岩等，都给我留下了鲜活的印象。
不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美国NBA篮球队，第一次进军奥运会，被称为“梦之队”。在中国体坛，也有不少项目被称为“梦之队”，比如乒乓球、跳水等。最近几年常有人问我：“中国队太强大了，拿走所有的金牌，这对整个运动的发展有利吗？”对这样的问题，我有着自己的想法。1992年，美国NBA“梦之队”每场比赛赢对方40多分，篮球这项运动不是照样非常红火吗？当然，乒乓球和跳水项目在影响力上，还比不上篮球。不过，我们可以学习他人的长处。比如，我看NBA联盟的一些包装、营销手段很先进，它吸收全世界最好的球员、把联赛办到国外等等。现在我们的乒超联赛，也搞营销，但只是处于起步阶段。
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国人对体育的热情空前高涨，中国体育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期。我记得在1996年之前，比较“火”的是马俊仁和“马家军”。在1996年奥运会上，王军霞拿了一块金牌。虽然她当时已经不是马俊仁的弟子，但这块金牌里，马俊仁是付出了心血的。
马俊仁是个好教练，有他的成功之道。他养君子兰、养藏獒，还有他培养运动员，都成功是有他道理的。他选的运动员多是山沟沟里的人或在城郊选材。这些苗子，从小吃苦耐劳，对生活无过高的要求，能承受大运动量的训练。对运动员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不想吃苦，永远当不了好运动员。马俊仁在训练上，要求非常严格，每天运动量很大，又能及时恢复过来。我认为，王军霞拿到这枚金牌，以及后来国际田联授予她的最高奖项“欧文斯奖”，马俊仁应该是有功的。
当然，马俊仁也有他的缺陷性。比如，他和队员关系就没有处理好。“马家军”的兵变，反映了矛盾的激化。另外，据我了解，马俊仁管理、要求的方式有欠缺，有时训练的科学性不够。但我们对教练员要看主流，不能责备求全。
1996年奥运会有个新问题，就是当年7月27日凌晨，在亚特兰大奥林匹克公园发生的大爆炸。可以说，这算是比较早的“恐怖袭击”了。我们代表团非常重视地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要求各运动员、教练员注意安全，不能独自外出。在2004年世界“反恐”的局势下，我们参加雅典奥运会时，这些经验都发挥了作用。
去亚特兰大前，占旭刚的教练杨汉雄对我说，占旭刚有顾虑，一个担心体重控制不行，另一个害怕先举。我说，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赛前我对占旭刚说：“作为一个运动员，要取得世界第一，既要不怕先举，又要敢于后举。顾虑多，肯定比不好。体重是举重项目中的特殊问题，它关系到运动员的心理及运动成绩表现，因此要十分重视。控制体重必须从平时做起，而且要掌握好自己体重升级的规律，若到比赛前采取‘紧急措施’，体重降得太多，体能就会受影响，比赛就容易失败。”
(李富荣说得很简单。采访杨汉雄时，他对李富荣那一番话记忆犹新。杨汉雄说：“听李局的话，好像他以前是一个举重运动员，而不是乒乓球运动员。)
1996年奥运会，我们又拿了16枚金牌。回到北京后，没过多长时间，我就离开了训练局，调任国家体委专职委员和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未完待续)
( 本报记者晏秋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