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重世界冠军教练马文辉：奥运出成绩只是运气好

　　本报记者 李劭南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中国女子举重拿到了4个参赛级别的3个冠军，而这其中69公斤级的刘春红和75公斤以上级的唐功红竟出自同一师门，她们两个都是山东籍举重教练马文辉的学生。

　　马文辉1968年2月生人，是重竞技中心主任马文广的三弟，早年也是举重运动员出身，但是战绩却远没有他大哥马文广显赫，最好成绩是1988年全国冠军赛的第三名。可以说在当运动员时，他是一个非常普通寻常的选手，而在教练员的岗位上却干得异常出色，而且是一鸣惊人，成绩斐然。

　　我大哥就是我的偶像

　　《青年体育》：2004年奥运会后，你的两个徒弟刘春红和唐功红已经很有名了，可是知道你的人并不多。

　　马文辉：作为一个举重队里最年轻的教练，我们队里有很多教练在当运动员时就很有名，这次奥运会我能出成绩只是运气比较好罢了。

　　《青年体育》：你是否太谦虚了？

　　马文辉：不是谦虚。如果说刘春红那枚69公斤级的金牌拿得相对比较轻松的话，唐功红的75公斤以上级那枚金牌，没有我大哥他们的精心设计，就完蛋了。他擅长策划、评估，评估对手的技术战术安排，评估我们队员和对手的心理状态，他对唐功红的实力和比赛状态的评估非常准确，他亲自设计了唐功红的方案，如果不设计那个方案，没有那个准备，那唐功红就完了。

　　《青年体育》：我感觉，在你心里你大哥一直是你的偶像？

　　马文辉：是的。我大哥比我大12岁，在我小的时候，他就已经很有名了。他曾经18次打破亚洲纪录，56次打破全国纪录。他先后获得1978年的亚运会冠军、1979年全运会冠军、1982年亚运会冠军、1983年的全运会冠军，是亚洲举重联合会金质奖章获得者。我打小就想成为像我大哥那样的人，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男子汉。

　　当队员没成绩是一生的痛

　　《青年体育》：你也曾经是举重运动员，很想听听你当队员的经历。

　　马文辉：受我大哥的影响，我小的时候就想跟他练举重，他鼓励我练，但是又坚持让我读书。他那时看得比较远，说即便练不出来，学习也不至于耽误。我上初三时，他送了我一双举重鞋，我练举重的愿望那时也变得空前的迫切。我大哥跟我说，你考完高中，我就同意你练举重。

　　《青年体育》：你后来如愿以偿了？

　　马文辉：1984年，我以超过分数线60分的成绩考上了山东省重点曹县一中，同年的10月份，我到省体工队练举重，跟朱少杰他们是一批的。

　　《青年体育》：什么时候被调到国家队？

　　马文辉：1985年1月31日我到北京参加国家队的集训，当时是黄强辉带我。

　　《青年体育》：在国家队时成绩怎么样？

　　马文辉：在国家队训练这几年，最好成绩是1988年全国冠军赛的第三名。

　　《青年体育》：什么原因呢？

　　马文辉：我练举重比较晚，自身条件又不是太好，力量差，再加上当时心理压力大，练得又有点急，后来给自己练伤了——心肌供血不足，老是觉得胸口上不来那口气，憋得慌。1989年，我就回山东了，调整半年又回来，结果在1990年4月的全国锦标赛上，我又受伤了，腰椎压缩骨折。这种情况下，就是养好伤再练，也不会有什么突破了。

　　《青年体育》：看来，国家队的经历多少让你有点刻骨铭心。

　　马文辉：你不知道我当时练得有多苦，我举不过人家，就给自己补课，每回都练得泪汪汪的。有一回，我从训练馆的二楼跳下去，躺在雪地里，就让眼泪在脸上哗哗地流，练不出成绩，我心里憋屈呀。可以说，在我当队员时没能取得好成绩是我一生的遗憾。

　　当教练就是为了弥补遗憾

　　《青年体育》：你今天当教练，是为了完成某种夙愿吗？

　　马文辉：我成绩不好，当时就觉得对不起大哥。我下决心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做出成绩，回报大哥对我的帮助。

　　《青年体育》：退役后去充了充电？

　　马文辉：不是简单的充电，是在山东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系统地读了4年的本科，我是1990年7月开始上学，那时为了保持自己的水平，还是一边学习一边训练。

　　《青年体育》：4年的学习收获了什么呢？

　　马文辉：通过读书，对自己有了自信心。我的学习成绩每年都拿全年级第一，二年级的时候，我竞选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在学习过程中，我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领悟有一个质的飞跃，有些东西在练的时候怎么练也练不出来，等到自己不练了，系统学习理论知识后，一下子产生一种顿悟。4年中，我经常有顿悟的感觉。

　　《青年体育》：是一毕业就去当教练了吗？

　　马文辉：没有，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去了山东省对外贸易委员会，在青岛工作了一段时间。

　　《青年体育》：后来怎么又回到省体工队了呢？

　　马文辉：1995年，山东省举重队总教练刘悦洪跟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反映，举重队需要年轻教练。我是搞举重的出身，又接受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在当运动员的时候没有出成绩，所以总有一种壮志未酬的感觉。想了想，就决定从做外贸重新回到自己的老本行，回归举重，做一名举重教练。于是，1995年的5月，我就回到省队带女队。

　　用成绩说话

　　《青年体育》：你回省队的时候，你大哥好像已经当了省体委的领导，你不怕干不好给你大哥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吗？

　　马文辉：说心里话，当运动员时我没干好，就觉得对不起大哥，是他领我进这个门的。我之所以答应当这个教练，就是觉得自己还行。当然，我也感觉得到他的压力，所以我一直比较低调。

　　《青年体育》：山东女队当时在全国的地位怎么样？

　　马文辉：山东女队在国内建队时间较早，1983年第一个建队，拿过几次全国团体冠军后，从1987年到2000年，14年没有再拿过团体冠军。

　　《青年体育》：你带女队什么时候开始见成效了呢，什么时候又开始大面积“丰收”了呢？

　　马文辉：1996年，我带出一个75公斤级全国冠军。当时，我到女队当教练刚一年时间。

　　1998年我当了女队的总教练，两年后的2000年我们拿回了久违了14年的全国团体冠军；2001年的“九运会”上，我的队员又为山东团拿回3枚金牌1枚银牌。2002年亚运会，我的队员刘霞、刘春红、唐功红分别在63公斤级、69公斤级和75公斤以上级三个级别中夺得亚运会的金牌。我终于用成绩证明了自己。

　　性情中人最信天道酬勤

　　《青年体育》：取得了这么出色的成绩，国家队理应有你们的一席之地。

　　马文辉：我是2001年年底来到北京出任国家队教练，负责训练我在山东带的两个学生刘春红和唐功红。

　　《青年体育》：成绩大家都看到了，但是背后的辛苦一定不少，说给我们听听。

　　马文辉：在雅典奥运会上有6人次破世界纪录，除了射击一项外，其余5项中3项在刘春红身上，2项在唐功红身上。大家都看见她们身上辉煌的一面，但是，在去年奥运会开始前的6月，刘春红的手受伤了，我的压力相当大，我自己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在大赛之前自己的队员突然受伤了……

　　《青年体育》：后来怎么“挺”过去了呢？

　　马文辉：我那段时间也发愁，烟量也大了。我在山东的一个朋友跑到北京来看我，看我情绪不好，特意在训练局对过的招待所住下陪我聊。他跟我说：兄弟只要你心态正，做人就不会吃亏，你们练得这么苦，我都看见了，古上不是有句话叫“天道酬勤”吗，你们练得这么苦，老天爷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我这个朋友这一席话，说得我是泪流满面。我打心眼里谢谢他。

　　《青年体育》：看得出，你也是性情中人。

　　马文辉：是，我这人很重感情。

　　被自己的队员感动

　　《青年体育》：你的两个队员，又拿奥运会冠军又破世界纪录，这次不少拿奖金，你是她们俩的师傅，奖金拿双份，怎么也得有七八十万吧？

　　马文辉：比你说的七八十万要多(笑)。

　　《青年体育》：你作为一名运动员时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成绩，而作为一个教练员却获得了成功，你总结过吗？为什么？

　　马文辉：首先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定位，我们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不是我个人有多强，而是靠一个团队，教练、队员、队医、科研人员，乃至从地方上来为我们服务的人员，我们的成绩有他们每一个人的功劳。有一些从地方上来为我们服务的人员没有奖金，我们会从自己的奖金匀出一部分给他们。

　　其次，当教练员的除了要把运动员的训练搞好，还要把运动员的思想引导好，也要考虑运动员的切身利益。我跟运动员的沟通非常好，很少有隔阂。

　　《青年体育》：能举个例子吗？

　　马文辉：你比如刘春红这个队员，从来没有提出过个人要求。你别看她小，特别善解人意。2003年我们打完世界锦标赛放假一周，我们是最后一批走，到山东体育局跟领导汇报完，队员准备回烟台，北京这边队里给刘春红安排了上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我当时是左右为难，队员好不容易放假一周，刘春红她爹腰椎间盘突出，在家躺着哩，想见闺女，这边吧又跟电视台说好了，我开着车在潍坊接上刘霞，再到烟台接刘春红，我跟她说，春红有任务，只能在家待一会儿，孩子也没说话，眼泪就往下流，我在车里坐着，心里那叫难受。这就是我们的队员，任务来时，叫走就走。

　　《青年体育》：在奥运会后，一些别的队频繁地接了一些商业活动，对此，你个人没有什么想法吗？

　　马文辉：我大哥教育我们，在有了成绩之后，要回报社会，要回报体育。我们在奥运会后的商业活动很少，有，也是跟回报社会回报体育有关的。我个人想读一下研究生，选了两个队员去当教练，这也是解决队员的后顾之忧。

　　后记：在采访马文辉的过程中，我们几乎没怎么涉及举重队的“夺金秘笈”，聊的基本上是“家长里短”，但是我每每总是被这些“家长里短”感动着、震撼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