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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迹
京师，围棋古战场
□何云波
在中国的古都中，只有北京至今仍然显赫着。这正应验了那句俗话：后来者居上。说到北京的古老，只须想想周口店里的“北京人”就够了。而北京至今的辉煌，又与它自元代以来，基本上是各朝的都城有关。从金中都、元大都，到明成祖朱棣从南京迁至北平，改北平为北京，北京城“生齿日繁，物货日满”，“民庶且富，文教大兴”，琴棋书画之类的雅艺也就流行起来。
在中国，棋戏之类游艺的发达，往往与政治有关。明成祖好弈，做燕王时，年仅十一岁就曾与著名国手相礼对弈。胜负姑且不论，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个信号。明太祖朱元璋曾造逍遥楼，见人博弈者，就“拘于楼上，使之逍遥，尽皆饿死”。这一禁弈厉政却很快被好弈的子孙们淡忘了。明时的北京城，士弈风行，先有朝官杨士奇、李时勉开启重艺薄道之风，后有李东阳、杨一清、乔宇等重臣推波助澜，一时间，弈棋成为一种雅尚。
朝官们一方面弈棋自适，另一方面又喜欢把那些著名棋手招至门下。士大夫与国弈的联姻，客观上推动了围棋热。明初著名棋手有相子先、楼得达、范洪等。清《宁波府志》曾载范洪事迹，说他“生而颖异，赋性清介。幼习举子业，数奇不偶，遂有高士之志，弈棋以自娱。于是挟技游京师，时李公东阳、杨公一清、乔公宇当朝，每延致对局，备极欢洽。”时人以金忠卜，袁珙相，吕纪画，范洪棋，为四绝。
在举业上“数奇不偶”，转向棋戏，以技游京师，得台阁重臣看重，遍历公卿间，这大约是那个时代的棋手的共同命运。北京也就成了吸引四方弈士的宝地。到明中期，“京师派”崛起，与“永嘉派”、“新安派”鼎足而三，形成相互竞争的格局。“京师派”代表人物颜伦，字子明，或误作阎子明。他曾独霸北方弈坛十年之久。明沈榜曾记京都有八绝：李近楼琵琶、王国用吹箫、蒋鸣歧三絃、刘雄八角鼓、苏乐投壶、郭从敬踢毬、张京象棋、阎橘园围棋。这里的阎橘园据推断就是颜伦。之后李釜(字时养)又崭露头角，开始尚不能与颜伦抗衡，十年后逐渐势均力敌。京师弈派一时形成双雄对峙的格局。后颜伦逐渐罢弈，李釜在北方已找不到对手，遂南下挑战江南弈坛。万历十四年，李釜赴浙江余姚，永嘉派、新安派各出名手，相互较技。这次有组织的围棋活动，成了围棋史上一次著名的盛会。不同地区、不同派别的棋手相互切磋、竞争，在这种激励的竞争中，不仅提高了大众的兴趣(有派别、有悬念的争棋往往更能吸引大众，古今皆然)，也促进了参与竞争者棋艺水平的提高。而以“地”为标志的围棋流派的出现，也预示了中国围棋开始摆脱皇家体制，获得独立发展。
到明末清初，过百龄又异军突起。过百龄，江苏无锡人，却是在北京度过了他棋艺生涯的鼎盛时期。据他生而慧颖，好读书。十一岁时，见人弈，则知虚实、先后、进击、退守法，与人弈，弈辄胜。之后百龄之名，噪江以南，京师诸公卿闻其名，有以书邀致者，遂至京师。他与国手林符卿的成名一战，民国裘毓麟《清代轶闻》有生动描述：
有国手曰林符卿，老游公卿间，见百龄年少，意轻之。一日，诸公卿会饮。林君谓百龄曰：“吾与若，同游京师，未尝一争道角技，即请先生何所用吾与若耶！今愿毕其所长，博诸先生欢。”诸公卿皆曰：“诺。”遂争出注，约百缗。百龄固谢不敢，林君益骄，益强之。逐对弈。枰未半，林君面颈发赤热，而百龄信手以应，旁若无人。凡三战，林君三北。诸公卿哗然曰：“林君向固称霸，今得过生，乃夺之矣！”复皆大笑，于是百龄棋品遂第一，名噪京师。
弈坛如江湖，从来就是这般无情。江山代有才人出，不过，到清代，随着经济取代政治，成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主宰着围棋的流向，江南逐渐成为围棋活动的中心。京师的围棋，反而日渐没落了。
民国时，北京棋坛又热闹起来。其中段祺瑞府上，就曾招致了一大批棋手，包括少年时的吴清源。民国时的北京，既有本土的名手，如汪云峰、雷溥华、王幼宸、金亚贤、崔云趾等，也有由外地一度迁居北京的，如顾水如、刘棣怀、过惕生。这些外籍棋手，都曾执棋坛牛耳，遂有“南王(子晏)北顾”、“南刘北过”等等之说。良好的围棋氛围，也为后起棋手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吴清源先生就曾在回忆录中谈到在“海丰轩”茶楼与顾水如、汪云峰、刘棣怀等名手讨教的经历。吴清源十三、四岁即已称雄北京弈坛，除了个人的天才，也不能不说是得益于那片丰厚的围棋土壤。当吴先生在90岁的高龄，重回故都，拍摄以其个人经历为主题的电影，回首来时路，恐怕也会是感慨万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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