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云波
公元1126年，金兵攻陷汴京，赵家王朝被迫南迁，先后建都扬州、建康、越州(今绍兴)，1138年，终于在临安落下脚来，史称南宋。
南宋虽偏安一隅，在临安这“诗酒琴棋歌舞地”，仍旧是歌舞升平，晚风薰得游人
醉，只把杭州作汴州。《永乐大典》说高宗皇帝当天下承平之时，“乃以万机之务尽付之”，陶冶圣情，恬养道真，所乐者文章、琴棋书画而已。而文人士大夫呢？“何日挂冠宫一亩，相从识取棋中趣”(王之道《蝶恋花·和鲁如晦围棋》)，成了一种雅尚。
“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其实，杭州的繁华并不自南宋始。“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北宋初年柳永的这一曲《望海潮》，据说就引得金主完颜亮对杭州垂涎三尺，遂有投鞭渡江之志。这虽然是好事者的附会，但杭州的魅力可见一斑。
杭州之美，又多半有赖于“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湖。北宋初年，有一位高人姓林名逋号和靖，独居西湖孤山，植梅养鹤，终身不仕，亦不婚娶，人称“梅妻鹤子”。这位隐逸诗人曾自谓：“世间事皆能之，惟不能挑粪着棋”。可他又有诗云，“坐读棋牖下，眠看酒恰中”，“弹弓园圃阴森下，棋子厅堂寂静中”，可见并非不会下围棋。“梅妻鹤子”之外，加一“棋友”，亦不为过。
林逋隐居西湖，自得其乐。刘仲甫棋行天下，却是在杭州奠定了他的声名。《春渚纪闻》说他自江西入都，行次钱塘，住在旅舍里。每天白天出去，至夜方归。有一天早上，突然于旅舍前悬一帜云：“江南棋客刘仲甫，奉饶天下棋先。”并出银盆酒器等三百星，作为赌金。不一会，观者如堵。翌日，数土豪集精棋者会城北紫霄宫，且出银如其数，推一棋品最高者与之对手。关于这一局棋，《春渚纪闻》还有详细描写，这里略过不表。反正是仲甫大胜，观众拜服。将赌金如数奉上，还热情地招待了十数日，又集一笔礼金浓重的为其送行。仲甫至汴京做了棋待诏，擅名二十余年，无与敌者。
林逋与刘仲甫，作为文人之棋与棋士之棋的代表，正好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文人士大夫以纹枰为“簸弄风月，陶冶性情”之物，这一倾向在南宋更盛。有“书数册，棋两局，酒三瓯”，人生即此足矣。“高楼笛数曲，小轩棋一枰”(陆游《幽居记今昔事》)，“消日剧棋疏竹下，送春烂醉乱花中”(陆游《书怀》)，正所谓文人雅趣。而刘仲甫的故事，倒更真实地体现了作为一名棋士的生存状态。它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棋坛类似于江湖，要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往往需要历经无数厮杀；其二，下棋是带彩的；其三，一局棋要有轰动效应，需要广而告之，需要有豪富出奖金，有好事的看客推波助澜；其四，棋而优则仕，刘仲甫努力奋斗的目标，是要由江湖入庙堂，争得宫廷棋待诏的地位。而刘仲甫将自己的成名一战选在繁华的杭州，客观上说明了杭州的社会影响力及其围棋的广泛的群众基础。
到南宋时，宫廷中仍养了一批棋待诏，以满足帝王享乐的需要。周密《武林旧事》专述南宋临安的城市景观，朝廷典仪，里巷风俗。有一节《诸色伎艺人》，列各类“艺人”如画院、小说、影戏、杂剧、弹唱、角抵、蹴球、弄水等50余类。棋待诏围棋有郑日新、吴俊臣、施茂、朱镇、童先，象棋还有十人。未录的著名的棋待诏还有沈之才、赵鄂等。这些棋待诏主要是陪皇帝下棋，地位不高，但相对于普通棋手，他们又属于特殊阶层，生活比较安定、富足。一般只有少数著名高手才有成为棋待诏的机会。更多的棋手则只能当棋师、门客，有的被邀到达官显贵府上，专门陪他们或教其家人下棋，类似于食客、闲人。吴自牧《梦梁录》载：“闲人本食客人。……食客者：有训导蒙童子弟者，谓之馆客。又有讲古说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名曰食客。此之谓闲人也。”
社会相对富足，才有这类馆客、闲人的生计。
南宋以后，杭州虽然不再拥有都城的荣耀，但物产的富庶，交通的便利，商业的繁荣，加上西湖的秀丽风光，仍然使杭州成为世人向往之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繁华之地，也带动了浙江围棋在明清时代的繁盛。清初著名棋手周懒予就是浙江嘉兴人。相传周懒予成名后称雄南北弈坛，山阴唐九经邀集全国名手，大会杭州西湖，十余高手以车轮战法，轮番上阵，却被懒予一一挑落马下。懒予之后，钱塘人徐星友又异军突起。他师从黄龙士，据说为钻研弈艺曾三年不下楼，终成一代名手，前承黄龙士，后启四大家(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定庵)。而被称为“棋中李杜”的范西屏、施定庵，他们的家乡就在离杭州不远的一个小城海宁。
西子湖畔棋子声，有的弈棋争宠，有的闲敲棋子，有的龙战江湖，有的弄棋抚琴，正所谓风景这边独好。钱塘弈风的兴盛，在新的时代也被一直延续下来，杭州同时拥有省棋院和市棋院，这在全国也大约是独一无二的。如今，据说新的棋院大楼又将作为中国棋院唯一的分院在西子湖畔拔地而起，这大约就是一种历史的传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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