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登上各式各样的山峰，登山这一运动正在从一种挑战极限的体验，转变为一种新的时尚的生活方式

　　-外滩记者 贺莉丹 实习生 洪梅/报道

　　“我登雪山的装备都已经买好了，如果不是因为要军训，手又摔断了，我早就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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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列列和林烨焓他们走了。”6月30日晚上10点，刚刚军训完的21岁复旦物理学2002级学生郑渝说。

　　郑渝右手扎着白色的绷带，因为踢球他摔断了手骨，因而错过了复旦山友登山队的西藏启孜峰之行。

　　6月25日，复旦大学5名登山探险协会的成员张列列、林烨焓、丁、洪博雅、蒋锦霞组成了“山友登山队”，他们从上海出发到达青海格尔木，准备攀登海拔6206米的启孜峰。

　　这是上海高校学生首次组队登临雪山，这个举动在复旦大学和上海其他高校掀起了轩然大波。

　　在复旦大学组队进军启孜峰的同时，北大山鹰社和清华大学登山队几乎在同时开始每年暑假常规的攀登雪山活动，他们的目标分别是启孜峰和各拉丹东峰。

　　也就在同时，7月3日，一个北大和清华的联合登山队在攀登贵州省六枝县老王山遭遇坠崖事故，队员黄德不幸遇难。

　　一连串的事件使得大学生中蓬勃发展的野外登上热潮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为了梦想去登山

　　6月底的复旦校园仍然很热闹，不时可以看见穿着短裤、旅游鞋，背着背包准备出去游玩的学生，四处招贴的旅游广告纸也吸引了不少学生的注意。

　　张列列一行人之前都是复旦大学登山探险协会的会员。成立于1998年的复旦登山探险协会是上海第一家大学生户外运动社团，这个在复旦有200多人的校园登山社团活动很频繁，30多名铁杆会员通过校园BBS联系，组织攀岩、越野跑、山地车越野、徒步野营等各种常规活动和“五一”、“十一”长假的户外运动。

　　“他们不是为了商业赞助才去登雪山，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也是我们登山探险协会中很多人的梦想。”郑渝认为，在不久前，他和山友登山队的成员一起团购了一批登雪山的装备，每人花了近2000元。

　　虽然现在是资深会员了，郑渝也是在进大学才第一次接触极限运动。“刚进复旦时，看到有学生设摊，招收“十一”去清凉峰的徒步野营的同学。此次成行有30多人，在山上搭帐篷，住了两天，认识了许多人，感觉很有趣，从此就爱上了这一活动。”至今为止，郑渝已经攀登过婺源东白山、四川大别山和安徽齐云山，也去过四川的神龙架，还作为领队率队去过徽杭古道等野营的常规地点。

　　所有的户外活动项目都由他们自己研发，选择没有人造痕迹的荒山野岭。选点后，他们会组织有经验的会员探点，探好点后，他们会跟求索户外运动俱乐部联系包车，然后再花四五十元雇一两个当地的居民做向导。

　　在神农架，他们需要把保险带扣在绳子上，搭绳过一条湍急的河流；他们需要背着15公斤的行头走在荒山野岭中，几个人挤在一顶帐篷里，吃的是方便面，“如果能用炉子煮一锅南瓜、巧克力的大杂烩，就已经是人间美味了；如果过河的时候水里没有蚂蝗，那已经是很幸运了。”

　　在这种常规的野外活动中，他们是没有购买保险的。包括郑渝在内的很多年轻人的想法是向雪山挑战，“这是我们梦想的召唤”。

　　安全问题成为包括复旦在内的高校登山队瞩目的焦点，希夏邦玛峰的悲剧还历历在目，在记者采访中国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办公室的时候，办公室的张主任也严肃地表示，今年暑期将严格按照《国内登山管理办法》对高校学生的登山活动进行审批。

　　但严格的审批并不能阻止高校登山队的冒险之旅，种种户外的尝试与体验都把这群酷爱极限运动的年轻人往更高的目标上推进。何况，这些富有潜力的登山队伍出过大批国家登山队的主力队员。以中国登山运动管理中心的主任李致新为例，他从大学三年级就开始登山，后来进了国家队，并在26岁的时候登上了珠峰。

　　上海高校极限运动的典型方式

　　跟北大、清华、中国地质大学等技术成熟的极限运动社团不同，上海高校的极限运动大多处于发展初期，小团体结社是他们经常采取的方式。

　　成立于2002年10月的上海交通大学野外生存协会还是个新生儿。22岁的工业工程专业2001级学生卓明良是野外生存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协会的现任会长。他在2002年暑假第一次接触极限运动。“我们交大21人和湖北中国地质大学的同学一起去四川神龙架，在山里面呆了7天，就迷上这一运动了。”卓明良说。

　　为了让更多的同学参加户外运动，卓明良和其他一些参与活动的同学就一起创办了交大野外生存协会。“我们提供一个平台，同学们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作为学习之余的一种调剂。”同为创始人的01级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的龚令安说，“平时的生活比较无聊，野营提供一种新鲜的体验，可以和大自然接触，而且经过共同旅行，会交到许多好朋友，人也会变得开朗，易于交流。”

　　野外生存协会每周二、四下午5点到6点是体能训练时间，主要是长跑、负重登楼、自行车拉练等活动，掺杂着弹跳等技术训练，间或还有校园定项的活动。协会成员们自愿参加，其中的积极分子会被挑选出来，作为协会的重点培养对象。

　　“虽然我们协会有100多名会员，但是我们还是一个普及型社团，”卓明良说。协会没有单独的办公地点，只有一个装备储藏间，储藏着价值2万左右的装备。社团的经费很少，主要是学校的资助和会员的会费。“我们主要的活动是徒步野营，因为它比起攀岩、登山，对技能的要求最低。”

　　徒步野营有点类似自助游，费用很节省，一次出行只要200元钱左右。除去车费开支外，其他出行物品都由队员们自己携带，包括衣服、睡袋、帐篷、锅、炉子、气罐等。“女的一般负重15公斤，男的25公斤左右。食物要计算过，争取一次活动能全部消耗完。同时在路线设计上还要考虑到取水问题，因为一般我们只带够喝的水。”

　　社团活动也集中在地形较为熟悉的江浙一带。因为风景优美和路线成熟，清凉峰是新队员徒步野营的最佳场所。“每次出行我们都会有一个详细的路线图，还有费用标准，通过校网向外公布，愿意参加的同学就来报名。”卓明良介绍说，“我们组织的活动因为路线成熟，几乎没有危险性可言。”但是计划成熟也不能防范小小的意外。“今年4月28日我们去徽杭古道，出发时天气晴朗，谁知道半夜风雨大作，帐篷也被风掀翻了，结果我们不得不半夜起来支帐篷，十分狼狈。”卓明良说。

　　昂贵的极限运动

　　复旦大学学生郑渝是户外运动装备的发烧友，在初次租借设备时，他买了价值5000多元的背包、睡袋、防潮垫等基本装备。从事户外运动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几乎每个月都会背着登山包出门，加起来，在登山上的投入已经有近8000元了。

　　“攀岩、登山这些极限运动都是昂贵和奢侈的，正因为这样，得来不易的机会也值得我们珍惜。”中国大学生攀登协会竞赛委员会主任、中国地质大学攀岩教练邓军文告诉记者。

　　这种奢侈主要包括装备费、伙食费、运输费、车辆费、登山注册及管理费等等。高海拔登山所需要的装备复杂而且价格昂贵，包括高山帐篷、背包、羽绒睡袋、高山靴、排汗保暖内衣、GORE-TEX冲锋衣裤等等。这些全部基本装备，至少需要两三万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全套冰雪技术装备和GPS、卫星电话、氧气瓶等特殊装备。以国内行情来计算，一套标准的攀登珠峰装备差不多要三四万元左右。

　　中国登山协会工作人员介绍，登山队在登山前要办理注册和交纳登山管理费。以新疆运动管理中心为例，新疆境内8000米以上山峰注册费为5000元，7000米以上山峰注册费为4000元，首次开放和未登的山峰，需要加收更多的特许注册费。山峰管理费为8000米以上山峰每团500元， 5000米以上山峰每团300元。交通费用也是一笔数目巨大的开支，国外团队进山按照1.5美元/公里收取。一支登山队雇佣高山协作少则2人，多则10人。将物资装备从大本营运至前进营地，还需要支付牦牛的租金和人工费。按照这样的价格公式计算，如果一个10人的外国自组队要攀登珠峰，他们一个人在西藏的消费至少要1.5万美元，约合12万元人民币左右。而商业登山队一个队员的其他消费可以达到4万美元，合32万元人民币。

　　上海交大野外生存协会成员丁琛瑜告诉记者，包括上升器、下降器、主绳、安全带等在内的攀岩设备最少也要5000多元一套。“主绳的价格在200元到600元不等，一般需要30米，这就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高校极限运动的资金链

　　“人与自然抗争的题材本身就很能打动人，再加上和大学生这个特殊群体结合起来，往往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几乎所有的大型登山活动都存在商业赞助，一方面大学生没有钱，另一方面生产运动相关产品的厂商往往愿意拍些宣传片，或者为他们提供装备评估。”邓军文说。在邓军文参与的攀登哈巴雪山，就是云南红塔集团给国家登山队的赞助。

　　几乎所有的大学极限运动社团都用不宽裕的资金小心翼翼的维持“奢侈”之旅：他们坐硬座，吃简单的食物，住最便宜的旅社，他们珍惜得之不易的设备和金钱，宁愿背上沉重的行囊走长久的山路。如果他们所在的协会能够在比赛中获得一些奖，会得到学校几百元到千元不等的奖金。

　　但更多的情况是，校园极限社团存在的方式只能满足小规模的自娱自乐。如果他们需要做更大规模的尝试，往往需要花费更多的心思。

　　由广东锦力电器赞助的清华大学松可登山队目前正在格尔木准备攀登各拉丹东，“松可是锦力电器下面的一个品牌，它给我们赞助了5万元，登山需要很大的花费，除了准备装备、请向导外，我们还投了20万元的人身保险。我们不希望原本目的纯粹的登山活动掺杂过多的商业意味，我们跟锦力达成的协议也是带有公益性性质的赞助。”清华大学登山队队长郝亮在7月1日接受记者的采访表示。

　　山鹰社的登山装备也是15年来累积下来的，老队员总会把自己的装备留给后来的新队员。但为了能登雪山，他们也多次接受了商业赞助。1990年8月，山鹰社第一次攀登海拔6178米的东昆仑玉朱峰的时候，得到了天津利加利公司的赞助。1991年、1992年，可口可乐公司两次赞助了山鹰社登山，1993年，山鹰社卖了北京东福食品有限公司的7万包方便面，得到了5万多元赞助来登顶慕士塔格。从1994年开始，宝洁公司的飘柔和舒肤佳品牌成为山鹰社的主赞助商。

　　这次登启孜峰，飘柔赞助了山鹰社16万元。“拉赞助不是很容易，虽然山鹰社的名气比较大，但有时还是需要拉赞助。我们的每个队员都有主动拉赞助的经历，一家家打电话，一家家去跑。”山鹰社登山队队长陈丰说。

　　一名广告公司的经理认为，商业运作对大学生极限运动的渗透就像一把双刃剑，虽然保证了没有经济基础的大学生有充足的设备，但也给他们带来压力，甚至对高度和难度也有了新的要求。

　　但包括郝亮在内的很多登山队员都认为，如果商家给了他们太多的限制，合作往往会宣告失败，因为登到多少米并不是极限活动最重要的。

　　而在各个高校，运用各种方式取得商业赞助几乎成了心照不宣的事实，更多的校园社团因为自身名气不够拉不到赞助。

　　上海交通大学野外生存协会经常和和一些民间的俱乐部例如白浪、游牧人等进行技术交流。“但是我们不想做专业性很强的社团，因为学校有限制，同时我们经费也有困难。”卓明良坦言因为协会影响力较小，所以并没有什么赞助，“我们没有登山，因为没有钱。”

　　“拉赞助是迫不得已的方式，你要找商家，向他们解释你做这个活动的原因，你要承受无数次被拒绝的打击，有时真的觉得很难堪。”同济大学“M.A.D俱乐部”成员彭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