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博、彭涛

　　名人战的创办

　　那是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聂卫平九段的卓越战绩使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围棋热，这不亚于当时的中国女排夺取世界冠军。

　　《人民日报海外版》1985年创刊，在海外各地同步出版，是当时国外唯一一份能在当地看到的中国报纸。为了扩大影响，报社领导提出，是不是举办点体育活动，宣传一下。记得《人民日报海外版》曾开办过一个专栏《四杰弈经》，每周一期，哪四杰呢？陈祖德、王汝南、华以刚、罗建文。这个栏目由他们四个人轮流讲一盘棋，古谱也行，当时比赛的对局也行，一直持续了七、八年。

　　当时《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总编辑袁先禄，特别喜欢围棋，他当时被誉为“人民日报的四大才子”之一，曾任《人民日报》驻美国首席记者。而我负责体育新闻，也喜欢围棋，于是就提出举办一个围棋比赛。

　　“名人”的由来

　　确定举办一个围棋比赛后，我就到中国棋院联系。棋院的领导陈祖德、王汝南等一听，非常高兴。当时可不像现在，围棋比赛非常的少，特别是由中共中央机关报出面举办一个围棋比赛，棋院当然很乐意了。

　　要搞就搞最大的，叫什么名字呢？我先想到的是“棋圣”，可棋院里说这个名字最早是由日本开始使用的。我又想到“名人”，再一查资料，这个名字在唐朝时就有了，于是就定名为“名人战”。

　　第一届的赛前运作

　　1987年，这件事社里和棋院都定好了，可是如何运作呢？那时刚开始改革开放，体育比赛一般是计划经济模式，不像现在考虑什么商业运作、赞助等。比如《新民晚报》举办的中国天元赛，就一直是新民晚报社出资。当时我在广东采访六运会，就考虑是不是走市场化路子，拉个赞助。于是通过朋友找到了英美烟草公司，比赛冠名为“健牌”，那个公司给了几万美金，在当时来说也不错了。

　　第一次比赛时，中国棋院还没盖好，只有中日友好围棋会馆。没有比赛场所，比赛就放在报社大食堂里。

　　第一届的趣事

　　比赛开始当天上午，我们找辆大车，把60多位棋手都拉过来，棋手中午就在食堂吃饭。食堂里专门开了一个窗口，棋手自己排队打饭，不过不用交钱。那时也没有什么盒饭，每人也就一碟菜一碗饭。

　　当天晚上正好礼堂放电影。当时不像现在，文化活动特别少，一听说看电影，棋手们都特别乐意。晚上6点半，当天比赛结束后，棋手走进礼堂时，报社同志还给他们鼓掌欢迎，场面甚是热闹。

　　第一届名人战的赛场上还出现了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孩子，那就是常昊。当时他才13岁，他之所以能参赛，是因为我们向棋院建议，棋院特批的，都是为了培养下一代嘛。徐莹也参加了，不过不是比赛，是记谱，她当时才多大呀？

　　中日名人对抗

　　第一届名人战举办时，日本《朝日新闻》正好也在办日本名人战。朝日新闻社和人民日报社的关系一直较好，是合作新闻单位。他们就提出举办中日名人对抗赛，冠军400万日元，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于是第一届名人刘小光九段就东渡日本开始了中日名人对抗赛。

　　从第二届起，马晓春九段开始和小林光一的番棋大赛。一开始，马晓春每次都是以0比2告负。前三届全部剃光头后，聂卫平当时的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不是马晓春能不能胜，关键在于一点机会也没有。”《朝日新闻》也特别得意。

　　到了第五届，《人民日报》副总编李仁臣亲自带队，他在酒会上说：希望这次马晓春能留下三张棋谱。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希望马晓春能赢一盘棋。不料马晓春打了个翻身仗，竟以2比0取胜。再后来，一直打到日方挂出免战牌。

　　后来陈祖德院长多次在各种场合说过：马晓春之所以能够出成绩，名人战功不可没！

　　17年的酸甜苦辣

　　在外人看来，《人民日报》举办一个围棋比赛，应该是轻而易举的，却很少有人想到，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支持一个体育活动，一做就是17年，而且围棋又不是奥运项目，实际上是很不容易的。有次我和棋手们开玩笑：名人战的奖金和对局费虽然不高，可是不管怎么样，你们还是有点物质上的收获，而《人民日报》呢？我个人呢？一分钱都没拿过，大家完全是凭着兴趣和爱好来做这件事。没赞助时费用就由社里出了，我记得这样的情况出现过三次。

　　当然了，也有特别高兴的时候，那就是马晓春打了翻身仗的那次，可兴奋啦！也有很尴尬的时候，那就是没有拉到赞助时，办起比赛感觉特别难受。

　　为什么“变脸”？

　　我这人做事很执着，我觉得围棋还需要更好地普及，需要普及到青少年中去。青少年喜欢什么？他们喜欢流行歌星，喜欢流行歌曲，喜欢动漫画。如果把围棋和这些流行要素结合起来，用文艺来包装围棋，相信会有更多的青年人接触、喜欢围棋的。

　　其次，也是为了找到体育与商业的交合点，毕竟现在是市场经济，围棋赛老这样下去，人也挺累的，结果效果还不好。通过市场运作，让企业获得宣传，体育项目获得奖金。去年委托十环公司进行商业运作，跟中国棋院一商量，他们特别支持。于是就有了今年的“变脸”了，从目前的结果来看，“变脸”应该说是基本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