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终于明白，德苏得和帕拉丁车队在离开圣路时，为什么会有万人空巷欢送车手的场面，因为，这些车手不是去什么普通的赛事，而是达喀尔拉力赛。

　　不管怎么说，我也成为达喀尔拉力赛历史上第一个受伤的中国人。大会的救援系统一直将我送进巴黎一家治疗骨伤的最好的私人医院——尤文耐尔诊所，就靠近塞纳河。当医生和护理人员得知我是在参加达喀尔拉力赛而受伤时，好像我成为了一个英雄。

　　经组委会的医疗系统联系，我直接成为勒诺伯医生的优先病人，没有等待就在本周一接受了三个小时的手术。

　　我从进住医院的第一天起，就在逼着全院上下跟我讲英语。应该说，勒诺伯大夫的英语还是相当不错，但难为了住院处的工作人员和护理人员。实际上是更多的人朝我讲法语，但我也能猜到几分。

　　我是有生以来首次住院，而且还住进了外国的医院，一切都让我感到新鲜。国内不断有朋友打手机问候。医院有明文规定，不得使用手机，但工作人员并没有阻止我，同时，我也是尽量用短信答复。

　　我进入病房(双人间)不久，来了一位80岁的病友，他名叫多米塞尔。二次大战时，此人是一位海军航空兵工程师。二次大战胜利后，他先后到阿根廷、巴西、英国等地工作，由于与美国人共过事儿，所以也能讲英语。他担任了我的临时翻译。

　　多米塞尔称自己是一位好司机，开过各种车。但一次驾驶雷诺卡车外出时，路面上有一个大坑他没有看见，结果车一头扎下，又被反弹了过来。他的脑部遭受了撞击，使得他的视觉系统遭到损害，现在看东西是重影，而且不在一个方向。

　　他来这家医院是来做矫正视力手术。他还羡慕我说，你也出了车祸，但只是手骨折。

　　得知我是报道赛车的记者，很多护士都朝那个话题引。护士长说，她一个朋友的孩子正在开卡丁车，说是以后要当F1车手。我告诉她，卡丁车与F1还有相当远的距离。显然，在法国也需要赛车知识普及。

　　我在住院期间，仍在关注达喀尔拉力赛的进展，老人虽然有早睡的习惯，但并没有阻止我看深夜的专题报道。

　　也巧了，老人跟我一起出的院，我们一共相处了72小时。

　　巴黎1月14日

　　(黎明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