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夺冠时刻)

　　“接下来是雅典奥运会”，陈忠和11月21日在国家体育训练局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一脸微笑。对眼前这个由他一手组建的团队，他表现出足够的满意。他说11月15日晚上与日本队开赛前，他原想如果夺冠，一定要到场上去拥抱一下他的每一名队员，结果“刚跑到队员中间，就被她们扔了起来”。

　　主攻手杨昊在电话里说，她到日本之后一连做了好几次登上领奖台的梦。队长冯坤后来告诉记者，那个晚上很多人流了泪，杨昊哭得很厉害。冯坤说，“凭借11连胜无可争议地夺得冠军，这样的过程也称得上完美”。

　　中国队的随队翻译戴婉华是当晚惟一离开狂欢人群的人。她匆匆地去找当值主裁判，向世界杯组委会索要刘亚男一记重扣后拿下赛点的那个排球。“由于事先没有和组委会打招呼，这件事情办起来比较麻烦。裁判长让我们等一下，他尽力帮忙找，一直等到队员们上台领奖的时候，才抱着一个排球找到我说，‘你要的球’。国际排联主席阿科斯塔在球上用英文写上了‘祝贺中国女排获得第九届世界杯冠军’。”戴婉华回忆，一直在等待消息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徐利和国家队领队李全强看见这个球激动地一把搂住了这名裁判，连声感谢。

　　很难说这样的场面与17年前中国姑娘们夺冠时的喜庆和热烈有多少差异。老女排在那个时代曾带给人们的狂热与成就感，现在同样需要。在打造这支团队的过程中，陈忠和甚至仍然部分延续着袁伟民时代的训练方式。例如一种叫“‘捆绑式’训练”，冯坤解释说就是“一个人没完成，全队都要重来”，“用以培养团队作战的集体意识”。在排管中心主任徐利看来，17年间，作为体育运动的排球尽管在对现实的社会变革作出相应的反应，但“中国化”的排球仍然保持着某种伟大的传统：不屈不挠、坚忍不拔和不离不弃的团队精神。“这次夺冠是‘中国姑娘’精神影响力的再现。”徐利说。

　　有所不同的可能是这些20出头的大女孩们开始对成功所表现出的并不回避的自信、骄傲，包括足够的职业感。回到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赵蕊蕊这样阐释她的“价值观”:“我从不反感别人叫我美女球员，如果因为我的影响力能推动中国排球，我乐于承受这样的厚爱。”在被问及“与俄罗斯队顶梁柱加莫娃比在队中作用时”，赵说，“别的不说，我可比她漂亮吧”。对“排球”的理解，冯坤说:“说实在一点就是自己的饭碗，既然吃了这碗饭，就得想办法把它干好。”她说她的偶像是泰国队主教练卡提朋，因为他“智慧而富幽默感”。刘亚男的偶像据说是F4中的吴建豪，她说她喜欢吴身上“健康自然的气息”。

　　对于新老女排的不同，60年代的中国女排主力二传董天姝对记者说:“老女排的成功是集体急于得到世界认同的极端表达，而17年后的冠军更多是在个人寻找并证明自我价值之中被实现。”“中国体育同样在勾勒着这样的曲线。”现在在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任职的董天姝曾亲历了日本大松博文时代中国女排的起步，几十年中见证了中国姑娘的高峰与低谷。

　　“霹雳娇娃”及其团队“铁三角”的诞生

　　11月20日记者找到冯坤时候，她正和宋妮娜、张娜在一家叫“发际云端”的美容美发院做头发。这家理发店位于北京的国家体育训练局对面，数步之遥，但宋妮娜说她们很难有机会光顾。据说，“世界杯”前在天津最后一场训练课，杨昊因为拦网时被重重落下的赵蕊蕊踩伤了左脚腕，回北京出征前专门请师傅去她们住的“天坛公寓”剪了次发，被大伙羡慕得不行。11月21日，国家队最后一次集训后将暂时解散，12名队员要回到各自联队，冯坤几个便商量着利用最后半天自由支配时间“做个头发”，然后晚上一起吃“散伙饭”。冯坤一边跟张娜争论着晚上“吃水煮鱼还是吃比萨”的问题，一边问理发的师傅有没有看前天在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时发型师帮她设计的发型。冯坤说那个发型她特别满意。吃完晚饭，她要回家与父母团聚，“从大阪回国还没进过家门”。

　　冯坤三次入选国家队，两次曾被淘汰出局。2001年4月，陈忠和才力排众议将她放在主力二传的核心位置。1997年冯第一次被郎平召进国家队，中国女排正是“孙月、李艳、吴咏梅”的绝对主力时代。比较前后几次入选经历，冯坤说，以前一直把孙月她们看成大姐姐，总觉得自己是个很难派上用场的小妹妹，“直到这个新的整体，事实上大家在此之前都很少有表现的机会，现在每个人才觉得自己是‘主角’。”已经回到浙江亿嘉俱乐部的“二传接应”周苏红在电话里告诉记者，新的团队之所以这么快成形，在于“和冯坤一样，大伙迅速有了角色感”。

　　董天姝评价陈忠和的这番“组队”说，“对很多教练来说，更为稳妥的办法是保持最基本的模子，将一些熟悉老队员留在队里，再调进一批有实力的新人。这样的‘新老交叉’至少可以保证比赛成绩不会有大幅度下滑。”“陈忠和的确是‘兵出险招’，但我注意到，在选人前，他几乎去各地看了当年的每一场联赛，选人是深思熟虑的。”“主角”的核心无疑是由冯坤、赵蕊蕊、杨昊构成的新“铁三角”。

　　80年代曾任中国女排技术顾问的资深排球专家李安格对世界杯每场比赛的技战术都做了详细数据统计，他说，“和老女排核心相比，新‘铁三角’最明显的优势就是身高和弹跳。”“作为二传，冯坤的技术肯定远比不上当年的二传孙晋芳，但冯坤身高比孙晋芳要高出8厘米，这样她不光能二传还能同时组织强攻，对对手的威胁就要大得多。”“世界女排第二高度的赵蕊蕊更是我们的绝对优势，3.15米的拦网高度对任何攻手都是一堵墙，只要这堵高墙掌握起跳节奏，连第一高度的俄罗斯球员加莫娃的强攻都能拦下来。这是老女排当时很难具备的武器，因为赵蕊蕊的扣球点高，又都是打快攻，很多是攻击线路最短的三号位快攻，球通过拦网后很快落地，对方反应不及，她在3号位有一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在这次11场比赛中，我做的数据统计是，她拦死和拦起的球比例超过50%。”

　　在90年代初女排后备力量青黄不接的时候，李安格曾搞过一个“女排希望队”，希望从青少年中选拔一批中国女排的后备力量。这个队后来因为资金问题中途夭折，但那次选拔已经让冯坤和赵蕊蕊被国内几大教练广泛注意。李安格说，“她们绝对是天生的排球选手”，因为在李安格设置的50项身体考核指标中，“她们俩人有98%达到运动员的最佳标准”。

　　50个指标包括“根据骨片判断未来的净高、根据肌肉中红肌和白肌的比例判断耐久力和爆发力”。当时让李安格兴奋的结果是，有几个孩子的素质出奇地好，“正常情况下，心跳一分钟40多次，剧烈运动时心跳能达到200多次，而心脏的恢复时间相当短。”其中就有现在国家队的冯坤、周苏红、王丽娜，“对冯坤印象深刻是因为，她的臂长比身高多将近10厘米。”李说，“对排球运动员来说，这绝对是天才。”

　　李安格说，赵蕊蕊当时比其他几个孩子都要小得多，但看上去相当机灵、懂事。一项脑电图测试，“她的条件同样相当让人满意，因为智力测验所表现的模仿能力非常出色，1分钟内所设定的15个标准动作，赵蕊蕊做得分毫不差。”

　　成为“队长”冯坤

　　陈忠和说自己“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选冯坤做队长的时候，董天姝说她曾向徐利提过疑问，认为冯缺乏灵魂人物的气质，“徐利当时摇了摇头说，没办法，看来看去，好像只有她还行。”11月22日，董对记者说，从结果看，“陈忠和培养冯坤是成功的”。

　　冯坤在国家队的外号叫“熊猫”。其原因，宋妮娜说，是她性子太慢了，集训、结合、吃饭她总是最后一个，“所以我们原来叫她‘熊’，‘猫’是后来加的”。

　　这同样是董天姝原来对冯坤的印象。“她‘天赋很好’，但赛场上缺乏一个优秀球员应有的‘紧迫感’，看上去太‘肉’了。”记忆中尤为突出的是在2001年广州九运会。董天姝作为体育总局调研组组长看了所有排球比赛，最后要给所有国家队队员作一个全面评估，“我记得在‘球场作风’这一项，我们调研组的所有成员给冯坤打了0分。”“队伍已经输得不成样子了，她也不急，一点不急于组织进攻，在场上慢条斯理，急得我当时恨不得上去骂她一顿。”比较其前辈孙晋芳，董说，“1981年世界杯和日本之战，国家女排在2∶0领先后被日本连追两局的情况下，决胜局，我坐在看台上看着孙晋芳脸涨得通红，拳头攥得紧紧的，满场跑。”“作为一个团队的核心人物，你自己不兴奋，也很难带动其他人，像排球这样的竞技运动确实需要那种‘玩命’的拼劲。”

　　因此，二传一直是陈忠和最放心不下的位置。在中国女排组队之初的公开比赛中，来自八一队的宋妮娜一直被当作主力二传使用。而陈忠和说，在他心中，从长远看，身高1.82米的冯坤是更为理想的主力人选，“她有拦网，还具备一定的攻击力，如果传球技术再好一些，打欧美高大球队肯定更有优势”。

　　董天姝说，在女排国家队的集体中，一旦教练要把一名队员当作场上的主心骨，会给她巨大的压力，“就我知道的，在这届女排中，被当众批评、个别训话最多的就是冯坤。”杨昊告诉记者，“2001年7月漳州集训，陈导有意识给冯坤创造更多的机会，全队的战术配合练习中，冯坤由原来的替补组调到主力组，除了每天和全队一起的大运动量训练外，每周日下午全队惟一的休息调整时间，她还要去加练基本技术。”“类似发球的强化练习，经常是发20个好球算一组，一个发坏了就得倒扣一分，20组20组的加，最多的时候可以加练整整一个下午。”杨昊说她记忆里陈导两次发的最大脾气一次是对赵蕊蕊，一次就是对冯坤，两次喊的同一句话，“你再练不出来，打不上主力，给我走！”

　　张娜说，生活中，冯坤作为队长要负责更多的琐碎事务，“在训练基地，每天早上，冯坤要负责叫每个人起床，每次比赛前要看带的球够不够，大家衣服的颜色对不对、短裤护膝带了没有都要一一检查。”“这次比赛，队伍要换四个城市，倒好多次飞机，托运和领取行李大家动手，都由她点数，每次三四十件大大小小的行李，从没有出过错。”

　　“一个团队必须有灵魂。老女排做到这点很容易，但新女排在这方面却显得异常困难，陈忠和太希望帮助冯坤迅速树立起在队里的威信和责任感。”董天姝说。

　　国家队600天对于冯坤的改变很大。冯坤和记者说，她理解到排球这个项目是多么需要队员间的相互信任，“篮球可以突出个人能力，如果你不相信队员，你可以自己运球、突破、上篮，也能致胜。但排球不行，排球就一次进攻，你技术再好，你也要把球送到队员手里，这样进攻才有效。局面不利时，站在自己的地方，应该冷静下来，同时最好是去鼓励同伴。”冯坤开始留意每个队员的性格，甚至不同时候的脾气和情绪，“这样在进攻分配上，我可以积累更多的经验，像周苏红，就是个典型的‘急性子’。在场上，如果大家打顺的时候，我可以给球给她，如果场面对我们不利，她会很急躁，我就要避免给她一些球，控制整个团队的节奏。”

　　冯坤说:“二传的位置很重要，需要我来承担压力，在困难的时候，如果我没有倒下，这个队伍就不会倒下。”

　　自我和团队

　　刘亚男在队里被称作“美女”。1.86米的身高。刘亚男笑着对记者说，和运动服相比，她更爱穿“旗袍和晚礼服”。在天坛公寓运动员宿舍里，周苏红和刘亚男住一个套间，周苏红说，刘亚男有一摞个人影集，“里头全是她的艺术照，同时她还学习自己设计服装，线条如何搭配，色彩如何调和”。

　　并非只有刘亚男对购物和试衣如此痴迷。据说，女排国家队的“队花”之争，在赵蕊蕊、刘亚男和周苏红之间难分伯仲。周苏红说，“只是，和以前不一样了，听说杨希当年一天收到上千封球迷的信，日本球迷还专门成立了‘杨希球迷会’，现在我们顶多也就能收几十封而已。”不过，选择时装，对赵蕊蕊来说是个不小的困难。队员说，这次出征日本参加世界杯前，赵蕊蕊被队友拉着去逛西单。赵蕊蕊看中了一条裤子，想买下来，店员小姐问:“你穿多长的？”接着她报了个低腰裤的长度:“三尺八吧”，小姐拿来尺子一量，当时就惊讶得合不拢嘴，“还说三尺八，明明快到四尺了”。结果裤子没买成。买不到够长的裤子，赵蕊蕊就想了个办法，把普通裤子稍微改造一下，就成了七分裤。最后她的衣服一般都只有定做。

　　这批队员，董天姝的整体感觉是“自信”、“自我感强烈”，但性格都很“随和、稳重、开朗”，“都很谦虚”。前女排队员杨希的一个评价是“纯纯的”。董天姝说，也正是这样诸多因素，才能形成一个生动的团队，“比如，赵蕊蕊在队里遇到老队员，从来不离‘老师’、‘叔叔’、‘阿姨’，举止非常有礼貌，从教练到陪练，都说她懂事。”这样的细节，在董看来，赵蕊蕊也在学习逐步树立她的影响力。

　　“性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心理素质和作风。”董天姝说，“排球有一个时间限制，你不能控制球，必须要求你在瞬间做出技术决定和技术动作。”“而你心理瞬间的变化就会影响到动作的最后效果。”“像决胜局的最后一个发球或者扣球，对人心理承受能力的要求是相当高的。”

　　知情人说，上海选手诸韵颖从1995年郎平带队就开始打二传，技术各方面都没得说，但被国家队弃用，很大原因是由于她在1995年世界杯上的表现，“当时和俄罗斯的关键一战，在0∶2失利的情况下，郎平换下主力二传何琦，换上诸韵颖。一开始诸韵颖连续几个漂亮传球，爆得满场喝彩，不料没过几分钟，她就开始在场上用一些很花哨没有把握的动作，不但没有扭转局势，反而一下子把场上弄乱了。”“一个队员自我表现的欲望太强烈，就会让教练对她难以产生信任感。”

　　回顾600天中和他们朝夕相处的主教练陈忠和，所有队员都很动情。周苏红说，集训陈导制定了严苛的条令，比如“周训练量达到了45小时以上，晚上到时不熄灯，第一次罚款，第二次加倍，第三次再翻番，还要牵连其他队员，睡觉手机要全部交给领队”。“陈导一直和我们同甘共苦，但遇到队员伤病，陈导强调‘需要休息一定要休息’，像运动中的一般性肌肉拉伤，都要两天到三天的休息时间。”

　　冯坤说给陈导过生日在所有人心里都难以忘却，“那次生日，我们都挺有成就感的，因为陈导真的很感动。”“2002年世锦赛之后，大家都处于低谷，又面临亚运会，陈导面临着上级和媒体的指责。那天我们托人从外面订了很大一束花，送到训练场，晚上大家一起吃蛋糕的时候，又给陈导送了一幅画，是赵蕊蕊画的，每个人在上面写一句话。我记得昊子写的是‘我们大家都爱你’，我写的‘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在你身边’，其他队员写的大概意思都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永远支持你’。写这些话，真是我们发自内心的，他为我们、为中国女排付出太多。我想陈导当时有很多话要说，但什么也没说出来，吃完蛋糕他就独自回房间了。”“后来，我们知道他一个人哭了。”

　　在团队的所有规矩中，新女排与老女排的最大区别，董天姝说:“是‘禁爱令’的取消。后来有段时间规定23岁以后能谈，现在我们这个规定也不用了。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还没朋友，排管中心领导都替她们着急。”(记者 朱文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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