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撤途中的危险系数要比向上挺进时大得多，”李致新说。
从第一突击队的队员成功登顶之后，中国登协常务副主席李致新就一直守候在步话机的旁边，与在北坳前方指挥的队长王勇峰不断地联系，不时地了解着每一位下撤队员的位置和情况。
下撤途中的确遇到了一些麻烦。成功登顶之后，珠峰顶就开始飘起了雪花，能见度更差了。当最后一名队员陈俊池在队长尼玛次仁的一路护送下回到海拔8300米的突击营地时，已是晚上10点50分左右了。而梁群在撤到海拔7790米的五号营地时，陪同她的夏尔巴人找错了帐篷。由于极度疲劳，他们没再去找自己的帐篷，而这个外国队的帐篷里只有一条睡袋，他们基本上坐守了一夜。梁群有轻微冻伤，还有些“雪盲”的症状。
高山摄像阿旺罗布和旺堆也因为在拍摄时不能戴墨镜而出现了雪盲。
李致新的心情很复杂。“这一次成功登顶的人数是历史上比较多的，尤其是以业余队员为主体，还能出现这么高的登顶成功率，感到非常高兴也很激动。同时，也非常担心，对于能否安全下撤感到压力很大。”他说：“登山中的很多事故都出现在下撤的过程中，1996年珠峰最大的一次山难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因为在向上行进的过程中，天气情况、体能状态以及行军的起止时间等等条件，都是可以人为选择和控制的；而在下撤时这些条件对于登山者就都基本处于被动状态，只能是越快越好。尤其是在登顶之后，队员本身在体力下降的同时、再加上登顶时的高度兴奋，更加消耗体能，就很容易出现失误”。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国队还要抽出后援力量去救助一位受伤的英国队员，李致新对此一再强调：登顶不是登山的惟一目的，登山更重要的是要体现一种精神。
为此，刚刚从顶峰下到突击营地的尼玛次仁当晚就又重新加入了“高山救援行动”，成为了这一新的行动的指挥，行动组的成员是罗布占堆、小阿旺以及放弃了登顶的第二突击队成员刘福勇和张梁。
为了把这位英国伤员及时送下山，尼玛不顾一切地付出着他剩余的体力，终于，在从海拔8300米送到海拔8000米时，尼玛体力透支倒了下来。但英国伤员并没有因此停下来，在尼玛与王勇峰的沟通下，中国队又追加了三名高山协作人员，采取沿途营地接力的方式把伤员往下护送。张梁就地留下照顾尼玛，他在步话机里说尼玛此时已是极度虚弱了。
下午4点40分，在刘健、王石、罗申三人成功登顶一个多小时后，从他们下撤的途中传下消息说，王石体力消耗很大，急需氧气和水，几名夏尔巴人随后即被派出越过突击营地前往接应。20分钟后，梁群和李伟文据说正在接近前进营地，但两人手指均有不同程度冻伤，需要联系罗塞尔队的专科医生进行救治。下撤的途中，伤员正在不断增加，中国队的高山支援力量也在因此而不断分散，但是英国伤员往下运送的时间却并没有被耽误。下撤的途中同登顶过程一样，同样让人揪心。本报记者别卫青(珠峰大本营5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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