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新中国的乒乓球运动与中国体育结缘整整五十年，五十年的辉煌带给了国人无穷的激励与喜悦。中央电视台特意拍摄了《乒乓五十年》系列片纪念这光辉的岁月。以下是《乒乓世界》杂志为该片撰写的解说词，我们将分三次连载，以飨广大网友，再次近距离感受那英雄辈出、激情燃烧的年代。

　　第一集 号角

　　乒乓球，中国称之为“国球”。

　　迄今为止，中国乒乓球队共获得125.5个世界冠军，三次包揽世乒赛、两次包揽奥运会的全部金牌。五十年间，中国乒乓球运动始终处在世界前列，即使稍有挫折，中国乒乓球队也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最有效的办法。他们创造了许多经典的战例和不败的神话，推出了一批又一批“人生能有几回搏”式的英雄人物，对新中国体育乃至各行各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极大的推动作用。乒乓球运动所达到的高度和厚度，其它项目难以望其项背。

　　1959年，容国团夺得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一声号角吹遍神州大地；1961年，北京承办了新中国第一个国际赛事——第26届世乒赛，一阵春雷响彻国际体坛；1972年，毛泽东用小球推动大球，“乒乓外交”促使中美关系解冻，一场飓风撼动冷战世界……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发展建设与一项运动产生如此密切的联系，乒乓球作为“国球”，正是因为它始终在伴随新中国日渐强壮的脉搏活跃地跳动着。

　　从1952年到2002年，乒乓球运动与中国体育结缘整整五十年，五十年的辉煌是金婚最有价值的礼物。让我们敲开50年历史的大门，撩动风尘的睫毛，擦亮岁月的瞳孔，近距离感受那英雄辈出、激情燃烧的年代。

　　1952年10月，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办的全国乒乓球冠军赛在北京举行，获得男女单打冠军分别是姜永宁、孙梅英，从参赛选手中遴选出的19名运动员在北京开始了集训，以备战次年的新加坡亚锦赛和第20届罗马尼亚世乒赛。

　　当时参加集训的队员有姜永宁、冯国浩、杨开运、欧阳维、陆汉俊、李宗沛、王传耀、岑淮光、李仁苏、夏芝仪、王吉禄、李锵、孙梅英、李麒书、柳碧、蔡秀娱、方亚珍、邱钟惠和黄文秀，总教练是来自广东的梁焯辉。

　　别看这支集训队规模不大，教练和队员的来头可都不小：

　　梁焯辉，原中南队教练，素执广东乒乓之牛耳，1940年香港单打冠军；陆汉俊，兼任华东队教练，曾与王友信、薛绪初、傅其芳组成“泸星队”转战东南亚，又与欧阳维、李宗沛合称“淞泸三老”，年届四十英姿不让少年；姜永宁，1952年香港男单冠军，1952年全国乒乓球冠军赛男单冠军，还参加了1952年孟买世乒赛；冯国浩，绰号“乒坛师爷”，反手绝技“鬼王拨扇”例无虚发；孙梅英，1952年全国乒乓球冠军赛女单冠军。

　　集训一个多月后，由于新加坡方面拒绝签证，亚锦赛参加不了，李仁苏、岑淮光和邱钟惠便返回了原籍，剩下的16名运动员和梁焯辉教练一道备战世乒赛。这便是第一支中国乒乓球队。

　　当时这些队员用的都还是胶皮拍，武器虽嫌简陋，打法却是五花八门：姜永宁是直拍削球手、杨开运是直板攻球手、欧阳维直板挡攻削三结合、冯国浩是横板攻球手、李宗沛和邱宝云擅长推挡、陆汉俊则长于小路球。

　　1953年3月，组建不到半年的中国乒乓球队出征罗马尼亚20届世乒赛。布加勒斯特的弗洛利亚斯克体育馆见证了中国乒乓球队在世乒赛上的首次亮相：团体赛上由王传耀、姜永宁、冯国浩等组成的中国男队位列小组第4，排名世界甲级队第10名；而以孙梅英、李麟书为主的中国女队也列小组第4，排名乙级队第3名。在单打比赛中，中国队无一人能闯过第三轮。

　　战果虽谈不上辉煌，但这是中国乒乓球选手第一次登上世乒赛的舞台。中国乒乓球队此后五十年笑傲世界乒坛的恢宏画卷正是由此展开。

　　1956年4月，第23届世乒赛在日本东京开幕。中国军团的主将是姜永宁、王传耀、岑淮光和孙梅英。团体赛第一天，中国男队就击败了越南队和美国队，爆出两个冷门，接着，姜永宁又在与英国队的比赛中击败了两获世界冠军的名将李奇，这是中国人首次在大赛中击败世界冠军。

　　本届世乒赛后，中国男队被评为甲级队第六名，女队也升至甲级队第11名。

　　1956年4月，23届世乒赛男团亚军罗马尼亚队访问上海，上海市体委派杨汉宏、徐寅生和薛伟初组队应战，当时的徐寅生还在工厂做钳工。赛前，舆论界最担心的问题是上海队会不会“吃鸭蛋”。

　　首盘，杨汉宏凭借其独到的正手侧身攻，居然战胜了哈拉斯托西。第二盘，年仅18岁的徐寅生对阵甘特纳，徐寅生终因战术变化少败下阵来。稍事休息，他又与薛伟初配合双打，就是在这场比赛中，徐寅生首次使用了他发明的新式发球——正手右侧上旋急球。赛后不久，上海体委就成立了乒乓球队，徐寅生从此开始了乒乓生涯。

　　在1957年第24届瑞典世乒赛上，国际乒联决定将世乒赛自本届起改为两年一届。

　　1958年，中国乒乓球队再次组织集训，以备战1959年25届德国世乒赛。自1952年首次出现在世乒赛至今，中国队的成绩提高很快，第24届世乒赛，中国男队已获团体第三名，跨入了世界一流强队的行列。中国男队拥有王传耀、姜永宁、傅其芳等老将，还有岑淮光、杨瑞华、胡炳权等年轻小将，这些队员打法各异，每人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

　　王传耀，中国队的核心人物，直拍左右开弓打法，身高臂长，球疾如闪电，解放初期曾四度荣膺全国锦标赛男单冠军，是我国直拍近台两面攻打法早期的代表人物。王传耀曾战胜欧洲冠军别尔切克，也是击败当时世界头号选手荻村伊智朗的中国第一人。

　　傅其芳，直拍进攻型打法。出生于上海，后定居香港，以打球谋生。解放后，中国乒乓球队参加世乒赛，战绩逐年上升，运动员在国内受到尊重，工作、生活有了保障。这些激发了傅其芳的报国之心。他毅然回到大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曾亲自接见傅其芳，勉励他努力工作。傅其芳的正手侧身“滑板球”可谓一绝，旋转多变的发球和神出鬼没的摆短令对手头痛。有了他的加盟，中国男队实力大增。

　　中国乒协领导与教练员、运动员研究了世界乒坛的形势，决定将男团作为中国队在25届世乒赛上冲击金牌的突破口。

　　当时乒乓球集训的训练馆就在北京体育馆练习馆的两侧，中间是几块篮球场和排球场，两边用铁丝网拦住。总共十几张球台，有的台面还有裂缝。训练馆内没有浴室，队员只能到附近的澡堂泡澡。条件虽然艰苦，但队员们的训练热情都很高。集训的运动量很大，有的队员一顿能吃上20多个馒头。每天晚上队员都主动去体育馆“加班”，回宿舍后花上一毛五分钱买个水果面包就是最好的夜宵了。

　　在集训中间，叶剑英元帅和贺龙元帅曾多次到训练馆去看望运动员。

　　1959年3月，经过近一年集训，中国乒协最终确定了25届世乒赛的参赛名单：王传耀、容国团、杨瑞华、胡炳权、徐寅生、庄家富、李仁苏和姜永宁，再加上女队的孙梅英、邱钟惠和叶佩琼，11员大将整装待发，剑指多特蒙德。

　　中国乒协决心启用新人，用凶狠的打法与日本队决一死战。从赛前分析来看，反手进攻是日本队员的软肋，中国队比日本队打法更为先进，日本队也把中国男队看作最强大的对手，但中国队员对夺得斯韦思林杯很有信心。为了适应欧洲人的打法，世乒赛前，中国队还与匈牙利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结果中国队以5：2胜出，士气大振。

　　1959年3月底，第25届世乒赛燃起战火。团体赛上，中国男队一路顺风顺水，以全胜战绩闯入半决赛，对手是匈牙利队，胜者将与日本队争夺团体冠军。

　　斯韦思林杯距离我们越来越近，赛场上的气氛也愈发紧张起来。中国队虽然此前战绩不错，但队员思想包袱过重，此时的竞赛状态并不理想，在半决赛中，中国队派王传耀、容国团、杨瑞华出战，匈牙利队以西多、别尔切克、福尔迪应战。

　　前六盘，双方打成三平。

　　第七盘，王传耀对阵别尔切克，这盘比赛非常关键，只要王传耀能拿下来，中国队基本可保胜利。王传耀此前曾与别尔切克交手九次，九次全胜，可偏偏就是在这关键的第十次，他发挥得大失水准，竟以0：2败北，最终导致中国队以3比5负于匈牙利队，结束了本届世乒赛上对斯韦思林杯的争夺。

　　男团失利后，大家便把目光都投到了男单比赛上。容国团迅速摆脱了男团失利的阴影，在男单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决赛，对手正是团体赛上的老冤家——匈牙利队老将西多。赛前，几乎所有人都看好西多，他的队友甚至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庆祝的鲜花，就放在赛场挡板的后面。

　　比赛开始了，容国团以19：21先失头局后，第二局加强拉球的旋转和落点变化，又配合搓球，打得西多顾此失彼，这一局西多只得了12分。第三局，西多采用削球加转、紧逼两角的战术，容国团从容不迫，以凶对凶，再下一局。第四局，容国团利用正手拉侧上旋，使西多进攻难以瞄准，攻势随之减弱，最后，计分牌被定格在21：14。

　　容国团赢了！象征世界乒坛男单最高荣誉的圣·勃莱德杯上第一次刻下了Rong GuoTuan China的字样。

　　容国团，1936年生于香港，由于家境贫寒，只读了七年书就辍学到渔行作苦役谋生。当时容国团常到工联会的康乐馆去打乒乓球，他打球悟性高、进步很快，曾获得香港单打冠军，并击败来访的荻村伊智朗，一时间在香港声名大噪。香港媒体赞叹他是“令仕男敬慕，婵媛倾心的港埠才子”。代表中国队参加世乒赛一直是容国团的心愿，1957年秋，他跨过罗湖桥，回到内地，在广州体院工作。在1958年广州体育界的一次集会上，容国团曾语惊四座：“两年之内，誓夺世界冠军！”当时，很多人并不信服他的话，觉得他年少轻狂，谁能想到这位瘦瘦的香港少年的这句狂言竟真的在一年后的25届世乒赛中成为现实。从此，世界冠军的神秘大门向中国人隆隆洞开了。

　　第二集 春雷

　　容国团在25届世乒赛上拿到男单金牌这个消息传到国内后，全国沸腾了。世界冠军，这是新中国体育史上前所未有的荣誉，中国乒乓球队回国后，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容国团和中国乒乓球队，表扬了乒乓队的成绩。

　　在25届世乒赛上，国际乒联代表大会通过了1961年在中国北京举办26届世乒赛的决议。新中国第一次承办国际大型体育比赛，像北京上空一道响亮的春雷。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指示说：我们一定要打好、办好26届世乒赛，运动员们也立志，要在家门口打场漂亮仗。

　　为备战26届世乒赛，国家体委根据贺老总的指示，搞了一场乒乓大会战，选出108名运动员组成集训队，于1960年12月在北京开始了集训。集训队遵从“三从一大”的训练方针，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的训练，水平提高很快。贺龙元帅还要求体委领导到乒乓队去蹲点，在训练中实行领导、教练员、运动员三结合的办法。正当中国队员满怀信心准备在即将到来的世乒赛上横扫欧洲，与日本队决一死战的时候，匈牙利队访华给中国队带来了不好的消息——日本选手发明了弧圈球，把欧洲选手打得一筹莫展，日本队扬言要用这一秘密武器再度称霸世界乒坛。

　　这一新动向引起了中国乒乓球界的关注，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等领导同志同教练员、运动员一起商量对策，国家体委体育科研所的同志们也四处搜集资料，通过分析研究和模仿试验，中国队员终于对“弧圈球”摸到了一点门道。此时距世乒赛开赛仅剩三四个月，时间紧迫，胡炳权、薛伟初等老队员毅然放弃了参加世乒赛的机会，学习弧圈球给主力队员作陪练。他们这种甘当铺路石的举动感动了全队，也带动了廖文挺、吴小明、余长春等一批年轻队员加入陪练的队伍。

　　一段时间之后，主力队员基本适应了弧圈球，当时日本队正好在香港访问比赛，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庄家富去香港进行了“火线侦察”。他在现场仔细研究了日本队员的弧圈球，认为中国队的弧圈技术掌握得很精确，同时还发现了弧圈球的弱点。庄家富的这趟“秘密出访”为中国队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1961年3月12日，陈毅元帅和周恩来总理来到集训队看望运动员。

　　赛前，贺龙元帅为乒乓队做了赛前动员，叮嘱运动员在赛场上注意变化、注意关键球，鼓励他们放下包袱，争取好成绩。

　　在乒乓队备战26届世乒赛的同时，全国各界也在为这场盛大的赛事积极准备着。当时的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但为了提供理想的比赛场地，国务院还是拨专款兴建了北京工人体育馆。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和关心下，上海文教用品公司承担了世乒赛用乒乓球器材的研制工作，为了纪念容国团夺冠和国庆10周年，这套乒乓器材被取了个吉祥的名字——红双喜，从此，红双喜器材便伴随着中国乒乓球队走过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

　　1961年4月4日，第26届北京世乒赛开幕了。能容纳15000名观众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和国际乒联的官员们出席了开幕式。

　　中国男队最终确定的团体阵容是：容国团、王传耀、庄则栋、李富荣和徐寅生，他们一路过关斩将，在半决赛中以5：1战胜匈牙利队，抱了上届世乒赛的一箭之仇。4月9日，男、女团体决赛开赛，两场比赛的对阵双方都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决赛首先开始，日本女队经过五盘鏖战，以3比2获胜，实现了她们在世乒赛女团比赛中五次夺魁、三次蝉联的梦想。

　　女团决赛尚未结束，男团大战便在万众瞩目间开始，中国队的决赛阵容是庄则栋、徐寅生、容国团。日本队应以星野展弥、木村兴治、荻村伊智朗。

　　前三盘，中国队只有庄则栋拿下一分。第四盘徐寅生对阵星野，徐寅生在决胜局中连扣星野十二大板赢下比赛，这精彩的十二大板令工人体育馆沸腾了，这场比赛也成为世界乒乓史上的经典一战。

　　此后，中国队员越打越勇，越打越顺，容国团艰难战胜星野后，中国队终于以5：3击败了世界乒坛的天皇——日本队，第一次捧得斯韦思林杯。这枚男团金牌凝聚着中国乒乓球队九年的梦想、九年的汗水、九年的付出，九九归一，在第26届世乒赛，在中国人的家门口，中国队员将金杯高擎在手中。

　　这座斯韦思林杯就像中国队的一针强心剂，在接下来的单项比赛中，庄则栋、李富荣、张燮林和徐寅生包揽了男单前四名。

　　在女单决赛中，邱钟惠苦斗五局力克匈牙利名将高基安，捧得吉·盖斯特杯，这是新中国体育界的第一块女子金牌。

　　男团、男单、女单金牌相继入帐，在26届世乒赛上大丰收的中国乒乓队震惊了世界。如果说上届世乒赛容国团夺得男单冠军是中国队崛起的一个信号，那么在本届大赛中共获三项冠军、四项亚军、八项第三的中国队已确立了乒乓强国的地位。

　　取得了成绩、赢得了荣誉的中国队并未就此停滞。周总理在宴请乒乓球队时帮邱钟惠算了一下她与高基安决赛的小分，是96：98，邱钟惠还输人家两分。他提醒中国乒乓球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1963年4月，第27届世乒赛于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举行。在这届比赛中，中国男队继续保持优势，夺得男团冠军、包揽男单前四名、获得男双金银铜牌。中国队此番出征，派出了秘密武器——直拍削球手张燮林。

　　张燮林，江苏镇江人，曾进入上海队，1959年参加了国家队集训。一次，他在找不到合手胶皮的情况下使用了一块颗粒稍长的胶皮，令练球的同伴极不适应，这个偶然的发现促使张燮林发明了新打法——长胶削中反攻。在26届世乒赛中，他的这种新打法一亮相，就削倒了日本队的星野和三木。从此，他被中国队雪藏起来，直到27届世乒赛。在团体决赛中，他又展示神削绝技，击败了日本队的三木和木村，为中国队蝉联斯韦思林杯立下大功，在单打比赛中，张燮林牢牢守住了自己这条线，在男双比赛中，他与中国队另一位削球手王志良配合夺得冠军，实现了中国乒乓球队在世乒赛双打项目上金牌零的突破。

　　与男队的全面辉煌相比，本届比赛中国女队的成绩有些不尽人意。凡是有女运动员参加的项目：女团、女单、女双和混双，中国队片金未得。受到挫折的中国女将们被触动了，她们立志要在28届世乒赛上打场漂亮的翻身仗。

　　当时孙梅英、邱钟惠等老将已经退役，郑敏之、梁丽珍、李赫男、李莉、林慧卿等年轻队员主动请缨，担起了出征28届的主力任务。孙梅英、梁友能等教练还发明了“小弧圈球”打法和“多球极限训练法”，女队员的技术有了很大提高。

　　1964年春节，女队邀请徐寅生来给她们讲讲怎样打好乒乓球，徐寅生的讲话在女队乃至全国引起巨大反响，这篇讲稿还得到毛主席的批示“……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不久，《人民日报》、《体育报》等媒体发表了这篇讲话，这篇讲稿能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赞扬并号召全国学习，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巨大荣誉。

　　1965年4月，第28届世乒赛在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开幕了。由梁丽珍、李赫男、林慧卿、郑敏之组成的中国女队顺利杀入团体决赛，对手正是宿敌日本队。时任女队教练的容国团排出奇阵，用林慧卿、郑敏之两员削球手出战，打了日本队一个措手不及。最终她们以3：0战胜了蝉联四届冠军的日本女队，首次捧得考比伦杯。接着，林慧卿、郑敏之又在女双比赛中夺魁。中国女队连夺两金，从此吹响了崛起的号角。

　　在女队打响翻身仗的同时，男队也连奏凯歌，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组成的团体阵容在决赛中击败了由木村、小中健和高桥浩组成的日本队，再度蝉联斯韦思林杯，李富荣在比赛中立下了头功，在中国队首盘告负的情况下，李富荣与小中健苦战三局把比分扳平，五盘过后，中国队以3：2领先，李富荣再度登场，力克老对手木村兴治，确保了中国队的领先优势，最后中国队以5：2击败对手，摘得桂冠。男团比赛之后，庄则栋在男单比赛中夺魁，这是他连续第三次获得世乒赛男单冠军。再加上25届容国团夺冠，中国队已连续四次捧得圣·勃莱德杯。在男双比赛中，中国队囊括了前四名，冠军得主为庄则栋/徐寅生。

　　在第28届世乒赛上，中国队取得五枚金牌，这是中国乒乓队参加世乒赛以来的最好成绩。正当全队上下全力备战29届世乒赛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那是一个灰色的年代，在政治风暴的洗卷下，体委瘫痪了，乒乓队训练中断了。中国队放弃了29、30届世乒赛，在世界乒坛初露峥嵘的中国队被迫退出了世界大舞台，乒乓球成了娱乐工农兵的表演项目。

　　最令人痛心的是，新中国乒乓事业的奠基人——傅其芳、容国团和姜永宁在这场浩劫中受尽迫害，在1968年相继撒手人寰。1979年，国家体委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中国乒协和香港澳门乒乓界为缅怀他们的赤子之情和卓越贡献，每年都联合举办“三英杯”乒乓球赛，以慰藉死者、激励生者、教育后人。(《乒乓世界》梁宏达 夏娃)(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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