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1月，我国在广东举办了首届世界杯女子足球锦标赛。在此期间，年维泗向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国际足联派一个考察团，帮助中国足协分析一下中国男子足球长期徘徊不前的原因。阿维兰热非常愉快地答应了，并且决定派三人调查小组于1992年4月来华。这三位专家是：国际足联技术部主任瓦尔特·盖格先生、荷兰足协国家队教练瑞纳斯·米歇尔斯先生、马来西亚足协秘书长拿督·保尔萨缪尔先生。

　　三人专家组的调查内容并没有放在纯技术领域，而是主要放在我国足球的组织、结构及管理方面，并就其现代化原则和潮流发展提出建议。

　　这个“建议”，对中国足协后来制定中国足球改革整体方案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考察小组在中国工作了十天，然后回到国际足联总部，向主席阿维兰热、秘书长布拉特以及各部主任做了关于中国足球现状的汇报。

　　阿维兰热、布拉特听完汇报后同时表示，必须请中国足协和亚足联主要领导人来苏黎世，我们需要与他们认真地谈一谈。

　　同年8月，我应邀前往国际足联总部，参加中国足球运动讨论会。陪同我前往的有时任中国足协外事部主任的张吉龙和外事部高级翻译王彬。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中国的一些球迷对他的印象不太好，认为他在关键时刻不支持中国。实际上，他与中国人民是十分友好的。

　　国际足联考察组成员代表国际足联对中国足球的建议包括七个方面：组织和结构；竞赛；青少年发展；教练培训体制；裁判员的发展；财务和赞助以及实施步骤。

　　考察组认为，中国足球现存的主要弊端是竞赛数量的不足。中国的前二十名球队每年只打不到二十场的高水平比赛，还有其他一些邀请赛，但是这些比赛不能提高球队和球员的水平。从十九岁以下到十二岁以下的球队，每年在很短的时间里进行集中比赛，每队不超过十五场，这对他们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考察组认为，在成年队和青年队中实行代表队制，可能是妨碍中国足球水平提高的最大障碍。中国足球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惟一途径就是进行足够数量的高水平比赛。成年队每年应该进行四十到五十场比赛，青年队每年二十到二十五场。

　　另外，必须在每个省、市内都有足够的球队，也就是建立足够的足球俱乐部。

　　技术部主任盖格说：“我看你们需要在全面意义上管理足球的教练。这些教练会花很多时间让孩子们在他们控制之下喜爱踢足球和享受足球。教练员总是在他们的训练课中营造出有压力的现实的场上环境，同时保证孩子们对这些环境作出反应。他要帮助和引导孩子们对自己所做出的反应进行选择。全面的教练方法在全国越早越快地实行，对国家队教练花时间研究专门的问题就越有好处。”

　　盖格又接着讲教练员的培训问题：“中国的教练员结构看上去是没有秩序的。尽管你们与体育学院合作组织教练员培训班，但是培训班数量太少……我们建议中国足协必须建立教练培训体系。要指定一位负责全国教练培训的国家技术指导，此人最好是一位前国际性运动员，并是位具有足够学术水平的教练。每个省和主要城市都应有一位负责教练培训的省级技术指导，他们应直接由国家技术指导管理。培训课程全年应不间断地进行。省内的初级教练员数量一定要足够，这样，称职的教练才可在不同层次上产生。只有获得证书的教练员才可在中国带等级不同的球队。这一点要求过高，目前不可能实现，但是要在几年后实施。国家一级的教练员挑选要特别仔细。这些教练员的任命不应出自教练员培训体系，而要由技术和发展委员会直接负责。”

　　保尔萨缪尔先生讲了财务和赞助问题：“考察组强烈地感到中国足协没有足够的资金去从事你们要进行的活动。我认为，靠国家拨款的方式，既会导致资金不足又不具挑战性。这种现状必须改变，中国足协要在资金问题上能自给自足。”

　　无疑，考察组的结论是正确的，资金不足限制了年维泗领导下的中国足协的工作。而我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靠“政策”的突破。国家体委给不给我这个“政策”是关键，如何运作是我的事了。我默默地想着，但决心已下。

　　在随后的讨论中，我讲得不多，已经陷入深思之中：考察组的建议完全是按照国际足球通用的方法制定的。而要全面实施这些方案，则意味着已经走了四十多年道路的中国足球，将转向一条陌生的、全新的道路。这是一场变革，一场革命，中国足球界能接受吗？中国体育界能接受吗？社会能接受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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