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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星报道
“存鹰之心于高远，取鹰之志而凌云，习鹰之性以涉险，融鹰之神在山巅。
所谓生死大限，即，与其说在攀登过程中提升人的极限，无如说这种提升却是在生死临界点处提升。人只有一次生命和一次死亡。生死之间只有大限，没有极限。”
这段话出自山鹰社主页。这段话，直指生死。
时间的错位
“那几个孩子我都见过。多好的孩子呀！杨磊还像个高中生，小林(林礼清)是我见过最有才气的一个。这个圈子本来就不大，我和小林也认识两年了。就在十几天前我还握着他的手……”西藏大学体育部主任、藏大登山队队长次旦晋美老师痛惜不已。
正在南京开会的晋美老师在离开拉萨前，还带着自己的队员和北大登山队的同学在一起聊过，大家都是同道中人，也没什么顾忌，晋美老师当时就直言登山时间不合适。在7、8月份虽然偶尔也会有一两个好天气，但却不足以支撑一个以登顶为目的的活动。其实队员们也都很清楚这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季节，但这些大学生却也只有暑假才有时间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时间的错位已经成为了大学生登山安全最大的障碍。而悲哀的是，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所有专家都认为7、8月份不适合攀登6500米以上的雪山，大学生们也非常清楚这一点，甚至在山鹰社自己主页上希夏邦马峰的资料中，都明确标明了这一点。但是，7、8月份又是大学生登山的“黄金时节”，因为那是两个月的假期。这个悖论一直都存在，据悉，中国登山协会正准备出台新的国内登山管理规定，这一事件将会对新规定中高山探险的安全规定产生巨大影响。
唯一的例外
在时间的悖论面前，唯一的例外是西藏大学。
去年，藏大和日本东海大学联合攀登库拉岗日峰的活动，选在3月份。而且在此之前一年，日方已经对目标山峰进行了前期侦察，联合登山队2001年3月进山，一步一个脚印，层层推进，终于在5月初登顶成功。两个多月的旷课，没有学校的谅解和支持根本不可能。对于西藏大学而言，藏大登山队正逐渐成为大学的标志，学校鼓励、也希望藏大登山队更多地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为此，校方特批登山队员为校争光，上课、考试等方面都不会为难大家。在北大登山的7、8月份，虽然是假期，藏大登山队却只在海拔6000米左右进行训练，而从不试图登顶任何一座7000米以上的山峰。
“我们与藏大不同。北大我不好说，但在清华绝对不可能！我们学校管理非常严谨，而且制度摆在那里，不会为一部分人的兴趣而网开一面。暑假登山的确是我们唯一的选择。许多人并不了解情况，很多话很伤人。其实，面临危险的就是登山者自己，我们的选择是慎重的，也是负责任的。我们登过雪山，我们查阅过无数的资料，我们在意自己和队友的生命。”清华大学登山队队长周斌这样说道，就在10天前，他们刚刚避免了一起同样的高山雪崩事故。
与死神擦肩而过
清华大学登山队和北大山鹰社几乎一起创建，一起发展，至今历时12载。也是这个暑假，就在十天以前，清华大学登山队刚刚从“西方山神”宁金抗沙峰回来。在那里，他们与死神擦肩而过。
清华大学登山队共15名队员是于今年7月3日离开北京奔赴西藏，攀登位于西藏中南部海拔7206米的宁金抗沙峰的。7月22日左右，清华大学的队员们历经千辛万苦，到达了6600米的高度，在那里搭建好了三号营地，并已经向上修路至6800米，开始为登顶做最后的准备工作了。这时，由于电池用完了，一名队员遂回到一号营地充电，当他回到一号营地时，再回过头看峰顶的天气，发现云层变化异常，风雪即将来临，他立即与三号营地的队友取得联系。在继续坚持原计划登顶和撤退两种意见之间，清华登山队毅然决定撤退，并一路撤到了大本营。等到一个好天气，他们过后再次尝试时，在二号营地即发现雪崩的痕迹。
“如果我们坚持登顶，或者雪崩晚来一天，我们……”
登顶只是登山过程中的一部分，虽然是极为关键的一部分，但生命的安全永远重于一切。去年，清华大学登山队前任队长温世强和两名队员在距离顶峰只有200米的时候遭遇风雪，甚至扫去了他们身后刚踏过的脚印。只有200米的距离，他们还是下撤了。这是他们离“幸福”最近的一次。做出下撤的决定，需要极大的勇气。如今，清华大学登山队已经回到了北京，回到了离北大只有百米距离的学校。照旧在寝室上网，在食堂吃饭，在图书馆自习。雪山的景象渐行渐远，直到13日，他们得知此事，雪崩似乎又扑面而来。
经费并非问题关键
对于外界传言北大登山队没有通讯设备的各种非议，周斌表示：“说到海事卫星电话，实际上中国民间登山者极少租用，这不光是大学生的选择。没有所谓的‘必备通讯设备’不是根本问题。对于大多数登山队伍而言，海事卫星电话都是一个很奢侈的想法。经费、资金的问题，对于北大学友的这件事，并非问题关键。我们也没有租用海事卫星电话，但我们配备了12个步话机。实际上每一支登山队伍都会配有步话机，一旦出现问题，三号营地联系到二号营地，二号营地联系一号营地，一号营地联系大本营，大本营马上派人步行几个乃至十几个小时到达公路，搭车去最近的县城，在那里就有电话可以与外界取得联系。这个过程一般不会超过一天。”
此次北大学生遇难一周后才有消息，失踪的同学生还的希望变得十分渺茫。这样缓慢的信息传递被业内人评为“不大正常”。如果消息本来就是刚刚到达，那么我们非常痛心，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我们丧失了营救的最佳时机，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气候严酷的希夏邦马
由于北大登山队进山时没有带海事卫星电话，直到8月12日下午，返回拉萨报信的两名队员向西藏登山协会通报了消息，有关方面才了解这次山难。失踪的5名队员是林礼清、杨磊、卢臻、雷宇、张兴柏。林礼清，攀登队长，1998级数学系学生，国家二级登山运动员。杨磊，职务：摄影／前站，1999级数学系学生。卢臻，职务：装备，2000级力学系学生，国家二级登山运动员。雷宇，职务：技术指导／摄像，国家二级登山运动员。张兴柏，职务：后勤，2000级政管系学生。
希夏邦马峰海拔8012米，是世界上14座8000米级高峰中的最后一座，也是唯一一座完全在中国境内的8000米级山峰。此次北大山鹰社攀登的是位于希夏邦马西峰，也就是位于希夏邦马峰西北面的海拔7292米的岗彭庆峰。
“希夏邦马”藏语意为“气候严酷”，这里每年6月初至9月中旬为雨季，强烈的东南季风造成暴雨频繁，云雾弥漫，冰雪肆虐无常的恶劣气候。
①北大登山队15名队员参加这次攀登希夏邦马峰的活动，12名男队员3名女队员，7月24日，登山队建立了大本营。一直到8月2日，天气状况良好，登山队将登山路线修到了海拔6600米，建立了一号营地和二号营地，并且将物资运送完毕。
②从8月3日起，天气状况一直不稳定，降水开始增多，全体队员下撤到大本营休整，队员分成ABC三组，A组负责修路和突击顶峰的任务。8月5日，A组建立三号营地(6600米)，B组上二号营地。
③8月6日，A组往上修路到达6700米，B组还遇到了因雾推迟出发的A组，当晚一直保持联系。8月7日，上午11点，B组通过步话机与A组联系，得知A组正在6700米以上修路，到达两块大石头的位置。此后联络中断。
8月8日，B组4人前往三号营地，寻找未果。8月9日，B组派两个人下山报信，另外两个人上山搜寻。在通往顶峰的路上，大约海拔6700米以上的位置，发现两名队员的遗体，在两块巨石下面，并发现有大规模雪崩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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