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长沙7月18日电(刘涛刘非小陈澎高津英)从事非法赌球活动属于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为，作为体育主管部门应当有责任及时制止。然而在郴州6·２5赌球案中，当地体育局却置国家有关法律于不顾，带头“坐庄赌球”。

　　作为政府的直属机构，郴州市体育局为什么公然违法呢？新华社记者日前赶赴郴州进行调查。

　　体育局长的“探索”

　　郴州市原体育局局长邓国贤是这场赌球风波的始作俑者。这位48岁的中年人，虽然正接受组织上的处理，内心还是有点想不通：他的初衷是全身心为体育事业筹措资金，怎么最后会演变为“典型的、特大的赌博行为”？

　　2001年9月上任的邓国贤，原是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调任体育局后，他积极申办湖南省第十届省运会，同时筹办全国五城会的排球比赛，希望通过这些举措，来带动郴州体育设施的建设，从而迎来郴州体育事业的腾飞。可经费不足却让他饱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尽管郴州市的财政收入在湖南仅次于省会长沙，但市体育局机关一年的财政拨款不足50万元，并且还累计欠各种款项420多万元。整个体育局除了每年收取20多万元的门面租金外，别无其它收入，而这笔租金收入还不够还银行的利息。

　　为了弥补经费的不足，在邓国贤的积极倡导下，经市体育局党组集体研究，市体育局决定从外地引进一个叫“体育竞猜”的经营项目。记者了解到，引进这个项目最初并非是邓国贤的创意，在其上任之前，市体育局于2000年6月9日，专门就此项目向市政府进行了请示。

　　记者在这份标号为28号的公文处理单的复印件上看到，处理意见一栏中，郴州市一位领导在2000年7月13日的批示意见是：可先行试点，请相关领导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

　　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方，这个项目拖至邓国贤上任才正式开始实施。据了解，为稳妥起见，2001年1月18日，市体育局又专门组织人赴外地考察，考察组回来后，又专门向体育局党组递交了一份书面考察报告。据邓国贤说，今年3月，他又专门向市政府和市人大做了汇报，相关领导对这一探索行为均表示了支持。就这样，性格外向、思想活跃的邓国贤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之旅”。

　　“探索”为何走偏方向

　　郴州市体育局的“探索”为何滑落入赌搏陷阱？郴州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锦春认为，“探索”本身没错，错误的是探索者在探索的过程中，没有分清法律原则和具体方法的区别。

　　受郴州市委、市政府委托，曾锦春向新华社记者表示，对于市体育局的这种“探索”行为，郴州市委、市政府也要承担一部分“失察”的责任。但他同时说，市体育局的请示汇报材料并没有附相关的具体做法，只是请示了一种想法。

　　其实，邓国贤的探索初衷是没有错的，市政府支持探索的批示也没有错，错误的是执行者在探索中的具体环节，没有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法规；监管者在探索者违规时，也未能及时行使自己的职责，最终导致“探索”缺乏约束，探索者也由此走向赌博的深渊。

　　公安机关的调查显示，郴州市体育竞猜俱乐部在成立之初，就已违背了国家的有关规定。2002年4月，郴州市体育竞猜俱乐部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名义在民政部门获得批准。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从事竞猜类等特殊行业的活动，必须首先经公安局批准，然后再由民政部门进行审批。有关人士认为，郴州民政部门对体育竞猜俱乐部的审批，其实是一种越权。据悉，当俱乐部在受到查处后，郴州市民政局立即撤消了自己的审批。

　　记者手中的《郴州市体育竞猜俱乐部章程》复印件显示：章程中明确指出，俱乐部的性质是“自愿举办、独立核算、亏损自负、从事非赢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其宗旨是“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目的是为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提供健康有益的场所和筹措资金”。

　　但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其实在邓国贤四处寻找合作者的那一刻起，实际上就为将来走向赌博埋下了伏笔。虽然体育局的初衷是为体育筹措经费，但投资者是要寻求回报的，由于合作目的的不一致，最后出现偏差也似乎是一种必然。

　　一份埋下“地雷”的协议书

　　2001年年底，邓国贤主动找到郴州市宜章县人大代表，民营企业家罗万军，力邀其投资体育竞猜项目，经多次接触，双方最终达成合作意向。双方商定，首先由市体育局成立郴州市体育竞猜俱乐部，然后市体育局以俱乐部的名义与罗万军拥有的宜章县天鹰矿产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签定合作协议。

　　为了明确合作双方的关系，郴州市体育竞猜俱乐部和罗万军拥有的宜章县天鹰矿产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于2002年4月7日正式签定协议。记者在这份合作协议书的复印件上看到了一些意味深长的条款，正是这些条款的出现，使得市体育局就此走上了一条“设庄聚赌”的道路。

　　协议书规定，郴州市竞猜俱乐部负责组织、管理体育竞猜有奖活动的各项事宜；负责办理开展体育竞猜有奖活动所需的各种手续、出面协调有关部门的关系；负责体育竞猜活动的票务保管、财务、统计工作；负责体育竞猜活动的保证金和运作中的流动资金的管理，保证赔付资金按时到位。

　　而作为乙方的宜章县天鹰矿产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则必须在协议签定后3天内将100万元的保证金打入俱乐部指定的帐户；负责开展体育竞猜有奖活动所需场地装修和设施器材的购置和费用的支出；负责体育竞猜有奖活动的具体技术操作工作；负责体育竞猜有奖活动的具体赔付、变盘和转移庄家的工作；负责承担体育竞猜有奖活动具体操作失误所有的经济风险和亏损；负责与有关单位的具体协议工作及办证的经费；公司为开办俱乐部所发生的债权债务与体育俱乐部无关。在收益和分成上，体育局和天鹰公司则按纯利润的4：6分成。

　　一位知情者说，从这份协议规定的条款就能看出，以赢利为目的的俱乐部在遇到经营风险时，会通过“变盘”和“转移庄家”的形式与广东地下赌场勾结，转移经营风险，这份协议就决定了俱乐部的“竞猜”，实际上就是严重触犯法律的“赌博”。

　　邓国贤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他在签定合作协议时也意识到这可能有问题，只不过看到主管领导也同意了这种探索，自己也就没考虑那么多了。

　　他说，他上任后一心想摆脱体育局经济拮据的局面，以致急于求成，混淆了竞猜和赌博的界限，最终酿成大错。

　　戛然而止的疯狂

　　为了规避经营上的风险，罗万军又邀请了李向军、蔡麟、陈新民入股。其中李向军担任俱乐部的总经理，董事长由市体育局委派的工作人员黄能担任。经营场地则由市体育局以每月3万元的价格，向郴州市玖合玖有限责任公司租用。

　　5月13日，俱乐部正式在郴州市飞虹路玖合玖超市二楼大厅营业。起初，俱乐部以2元一注对“意甲”、“英超”、和“NBA”篮球赛等赛事进行竞猜。俱乐部成立的前一个多月，一直惨淡经营，收支相抵后，还略有亏损。

　　韩日世界杯足球赛开赛后，由于冷门频出，俱乐部的经营状况开始好转，俱乐部同时也将2元的投注金额提高到1次投注最少100元，最高5000元。为了转移风险，俱乐部又将部分赌资通过“变盘”和“转盘”的方式转移到广东的地下赌场。

　　世界杯赛进入后期，俱乐部每天所收的投注资金超过百万元。一位李姓的投注者回忆说：“当时上千平方米的场地内人头攒动，十分拥挤，有时投注都要找熟人。”

　　经公安机关查明，截至6月24日，俱乐部总投注额高达4200多万元，俱乐部从中获取非法所得830多万元(其中包括广东地下赌场的431·５万元)，除去成本，市体育局获利80万元，罗万军获利120万元，其中包括李万军的24万元、蔡麟的12万元。

　　公安机关否认了外界流传甚广的“为了销毁证据，庄家每天都销毁帐目”的说法。据郴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队长刘开足介绍，公安机关已将帐目全部清理出来，电脑内的资料不见了，是因为电脑内存太小，资料已被经营者移至移动硬盘中。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公安局对俱乐部的查处并非没有先兆。早在世界杯赛进入8强时，市委分管文教体卫的有关领导就打电话询问过此事，要求邓国贤对赌博行为予以制止。

　　邓国贤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当时虽然已明确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对局面已无法控制。由于在预赛中“黑马”频出，投注者一直输多赢少，世界杯赛进入最后阶段，他们都希望能把赌本赢回来，“如果当时制止的话，很可能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邓国贤承认，当时确实是心存侥幸，打算在世界杯赛结束后马上收手。“没想到公安局在最后一场比赛时将俱乐部查封了”。(完)

　　述评：谁来承担责任

　　新华网长沙7月18日电(记者刘涛刘非小陈澎高津英)任何人都应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然而，许多了解郴州赌球事件真相的人，却觉得如果参与者受到严惩，总感到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惋惜。那么，郴州赌球事件的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在这场上演两个多月的闹剧中，市体育局扮演着一个具备创新精神的“探索”先锋，遭遇查处后也赢得不少人的同情，因为迄今为止，没发现市体育局有一人中饱私囊，局长邓国贤在工作中也算得上是“呕心沥血”。在外界看来，市体育局的错误，只是把体育竞猜看成体育彩票。但我们必须要看到，即使体育局不与私营老板合作，不与地下赌场相勾结，依照体育彩票的运作方式运行，也是违法的。

　　在中国，只有中央政府对于体育彩票拥有决策权，地方政府的体育部门最多只能是执行者。没有报经上级批准，郴州市体育局这些决策者们，必须要对自己无视党纪国法的行为负责。

　　以宜章县天鹰矿产建材有限公司罗万军为首的私营企业主，也许因为市体育局的信用，因为邓国贤的盛情相邀，因为巨额利润的诱惑，最终决定大胆参与。在他们眼里，体育局代表着“政府”，有着这块金字招牌，即使错了，也有挡箭的。在巨额利润面前，他们可能忘记了，和任何人、任何部门合作，法律法规都是“生命线”。

　　最终被公安机关定性为“赌徒”的投注者，一直觉得自己很冤枉。市体育局主办的活动，电视台、报纸上高密度的广告轰炸，确实让人无法抗拒。但是，参与投注的人们，在所谓的竞猜过程中，难道就没人发现，这里的规矩，与地下赌场是惊人的一致？

　　公安机关最终将“竞猜”定性为典型的、巨大的、以营利为目的的聚众赌博行为，这个定性十分明确。对于郴州市委、市政府的查处行为，社会上还有些不理解的声音。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些人不懂得依法治国，依法行事的道理，没有领悟法不容情的真谛。如果不是赌博，俱乐部为何与广东的地下赌场联系；如果不是赌博，为什么在竞猜规则上完全仿效澳门赌场呢？

　　有人说，竞猜项目是经过郴州市委、市政府同意的。郴州市委副书记曾锦春解释说，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所谓市里有关领导的批示，指的是市体育局两年前的一个呈批件。虽然领导当时明确表示允许探索，但实际操作的内容与呈批件上请示的内容也是大相径庭。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有关方面没有任何责任。他们至少应承担失察的过错：一方面是用人“失察”，另一方面是监管“失察”。体育俱乐部披着“竞猜”外衣，连续两个月疯狂地从事赌博活动，还大张旗鼓地在媒体上打广告。从这一点来看，当地有关方面的反应确实是迟了点。

　　也许，由体育局派去担任俱乐部法人的黄能，是这一事件中最值得同情的一个人。这位糊涂的“老实人”，在法理和服从上级的选择中，选择了后者。作为一个勤恳工作了几十年的人，在临近退休时遭遇这种“飞来横祸”，无疑令人痛惜。但是，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他同样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们相信，有关部门在进行处理时，会考虑实际情况，把握一个合理的尺度。但需要提醒的是，在法律面前，责任是无法回避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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