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广州11月14日电(记者沈虹冰 赵海波)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在九运会开幕前曾告诫体育系统领导干部，用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不正确的价值取向指导体育工作，会贻误体育事业。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全运会的规模越来越大，竞赛的激烈程度也越来越强。用一位地方体育官员的话说，“地方体育界四年就指着这一次机会向省里汇报工作了”。因此，全运会各代表团实际上是带着“四年投入，一朝回报”的意愿奔赴赛场。

　　国家有“奥运战略”，各地方实际上有自己的“全运战略”。许多运动员、教练和领队与主管部门签定了“命运合同”，言称“不拿金牌誓不归”，“不实现历史性突破就辞职”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全运会“大比拼”的含义已偏离了“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轨道，而是和地方荣誉与利益紧紧牵扯在了一起。

　　于是，一些地方体育部门走进了一个误区，那就是把绝大部分精力和财力都投入到了培养全运会冠军中，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体育基础工作。在他们眼里，只有全运会才是衡量其工作成绩的“大考”，“全运战略”由此变成了“应试体育”。

　　显然，把全运会成绩的好坏作为衡量地方体育工作的惟一尺度，使体育工作成了“空心萝卜”，那是全运会的悲哀。除了创造佳绩，让体育精神深入人心外，推动全民族身体素质的提高同样是综合性运动会应承担的使命。全运会的另一个内容也是通过竞赛，加强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体育精神不仅仅是竞争和获胜，也包含了“友谊、健康、参与、娱乐”，这是对体育更全面的解读。

　　我们应当反思一下：为什么我们的体育成绩有了较大突破，而社会大众参与体育的程度仍远不如体育发达国家？为什么一批批体育场馆相继拔地而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还在苦苦寻觅练球和活动的场所？为什么许多早已退役的老运动员到了全运会又重披战袍，临阵磨枪？答案是：我们过于看重大家都看得见的全运会金牌，而不愿在大家都看不见的体育基础工作中投入太多的精力。

　　中国教育界提出用“素质教育”取代“应试教育”，体育界也同样应该远离“应试体育”。各地的“全运战略”应该包容更大比重的“素质体育”，寻求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只有摆正了基础和目标的关系，摆正了“全运战略”与出人才、推动全民健身的关系，发展体育事业才有坚实的基础。

　　体育的生命力在群众中，在社会中，在市场中。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同样要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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