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中国体育来说，何振梁先生是一位历史的见证人，他曾参与了新中国体育的许多重大事件，经历了很多重要时刻。而他本人的经历，也颇富传奇色彩。在古稀之年，他终于了却一生中最大的心愿，中国人终于幸福地聆听到那句期盼已久的话：“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北京。”

　　9月底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记者来到北京协和医院的一间病房，对正在检查身体的何先生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专访。

　　记者：在您年轻时的中国，体育并不是一个很热门的事业，是什么促使您走上了职业体育这条道路？　

　　何振梁：坦率地说，终生从事体育事业的我，最初是很不情愿调到国家体委工作的。1954年12月，我从维也纳开会归来，火车经过西伯利亚时，同一列车上遇到了也是出国回来的国家体委国际司的副司长张联华。当时国家体委刚建立不久，需要大量干部。从一路的聊天中，张联华认识和了解了我，回来后他向兼任国家体委主任之职的贺龙副总理和国家体委主管外事工作的荣高棠作了介绍。

　　荣高棠因在团中央任领导职务时知道我，他们两人都同意张联华提出的调我去国家体委的建议。于是，贺龙亲自写信给二机部部长赵尔陆要调我。赵尔陆是贺龙的老部下，了解他喜爱人才的性格，不愿拂了他的意，只能同意放人，虽然当时我工作的四局机械动力处不想放我。

　　就这样，我在1955年2月调到了国家体委。刚开始，我曾一度很沮丧，因为当时对体育的意义并不十分了解，错以为搞体育大部分时间是跳跳蹦蹦，既不像自己在团中央工作时那样政治上要求高，也不能像在二机部时那样可以在建设祖国方面作贡献。　

　　但是组织性、纪律性是党员的起码要求，我只能服从组织决定。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进入体委后的几十年，自己不仅在政治上、业务上得到全面的锻炼和成长，理解了体育工作的重要意义，而且在中央的领导下，参与写下了新中国体育外交的新篇章。　

　　记者：1982年5月，您宣誓就职成为新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第一个委员。在国际奥委会，您以直陈见解著称，特别为争取中国的利益做了大量的工作，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事。　

　　何振梁：这方面的事例很多，这里说一个曲折一点的。1988年4月的执委会上，国际滑冰联合会提出把短道速滑列入冬季奥委会。我觉得这个项目很好，因为它是在室内开展的，如果把短道速滑列入冬季奥运会，有利于更多国家参加冬季奥运会。所以我在会上积极赞成。但是这个意见处于少数，被第一天的执委会否决了。我没有气馁，在会后再次向萨马兰奇阐述我的理由。萨马兰奇觉得我阐述的理由比会上讲的更充分，很有说服力，于是表示支持。结果在第二天的执委会上萨马兰奇又把此问题提了出来，让我阐述意见，最后会议一致同意在1992年冬季奥运会上把短道速滑作为表演项目。如果获得成功，它将作为正式项目列入1994年冬季奥运会。

　　根据同样原则，我积极主张羽毛球、乒乓球等适宜不同类型国家开展、我国存在优势的项目进入奥运会。尽管国际羽联和国际乒联做了不少工作，但在执委会上，我为这些项目的正式进入奥运会也尽了力。　

　　记者：您与国际奥委会前任主席萨马兰奇之间的关系如何？　

　　何振梁：我和萨马兰奇先生的友谊早在1978年就开始了。那年的4月21日到26日，时任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的萨马兰奇同他的夫人等一行来华访问，我以中华体总常委的身份担任了他的全程陪同。此后，我同他一直维持着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

　　我进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后，两人关系更加密切，我常帮助萨马兰奇出主意。这里说一段关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轶事。1992年4月，在英国刮起了一股攻击国际奥委会和萨马兰奇主席的狂风。两个英国记者出版了一本名为《五环的老爷们》的书，书中把国际奥委会描绘为贪婪受贿的俱乐部，攻击有个拉丁帮“黑手党”控制了国际体坛。与出书同时，英国报界一片鼓噪，提出应该“撤换教皇”(指萨马兰奇)。5月上旬，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讨论对这本书应该如何应对，我在发言中用了中国一句古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来描绘这次攻击，引来了执委们的一片赞许。萨马兰奇非常喜欢这句话，把它写进了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前第99次全会开幕式发言的最后一段。　

　　同时，我也是一个独立思考、凡事有自己原则和主见的人，所以，不可能时时事事同意萨马兰奇的意见。比如，关于挑选新委员，我总觉得萨马兰奇过于侧重欧美，对亚洲考虑不够。即使在欧美中，萨马兰奇也过于侧重高层社会，而不是首先考虑这些人进入国际奥委会后对工作有多大好处。萨马兰奇选英国的安妮公主和列支敦士登的诺拉公主当委员时，我都向他提出过不同意见。因此，我可以说是萨马兰奇的诤友。　

　　记者：作为国际奥委会执委和文化委员会主席，您一直强调并致力于尊重各国、各地区文化上“保持差异的权利”，您为此做了哪些工作？　

　　何振梁：1993年坐落于洛桑莱蒙湖畔的奥林匹克博物馆建立后不久，我就在执委会上提出，奥林匹克博物馆不仅应介绍古希腊的体育文化和现代奥运会，还应该介绍不同文明的体育文化。刚提出这样的观点时，执委会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们认为，既然是奥林匹克博物馆，当然只应介绍与奥林匹克有关的事。我据理力争地指出，时代变了，古希腊的奥运会参加者仅限于希腊地区的各个城邦，后期曾扩大到地中海沿岸的个别地方。即使是近代的奥运会，最初的参加者也只局限于10多个、20多个欧洲和北美国家，但今天奥运会的参加者来自世界各个角落。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也向奥运会注入了完全不同于过去、更不用说古代奥运会的含义。难道我们只能向世界传播希腊的体育文化，而不应同时介绍不同渊源的体育文化？我的观点终于被接受了。这些年来，奥林匹克博物馆已先后举办过“五千年中华体育”、“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传统艺术”、“墨西哥阿兹台克古代体育”等展览。　

　　不仅在执委会上，而且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我都强调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尊重、相互吸收精华的重要性。因此，在1994年奥林匹克大会的最后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在奥林匹克运动中保持文化上差异的权利。

　　记者：申奥是一项十分艰辛的工作，1993年和2001年两次申奥，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何振梁：原来我一般只参加国际奥委会的有关会议，很少参加对外访问活动，也不愿意老往外跑。但是1993年要申奥，奥申委领导人就要分工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和活动，因此那几年我几乎马不停蹄。我曾经从北京坐飞机到巴黎，与一位约好的委员吃顿午饭，饭后又匆匆忙忙乘机回国了。我也曾花了一天半的时间来回，仅只为到菲律宾同那里的委员埃里萨尔德共进晚餐。有一次我出国，连机场的工作人员都诧异地问，你不是昨天才回国吗？怎么今天又出国了？我曾经粗略计算过，1993年申办期间，我的飞行里程大约在64万公里，也就是说在3年内，我绕了地球16圈。　

　　1999年，中央批准申办2008年奥运会，我作出“鞠躬尽瘁、尽大努力完成使命”的誓言。在中央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直接关怀和有力支持下，我与奥申委的同事们以高昂的斗志投入到这场全国人民关注的“战斗”中，终于完成了这项使命，了却了我一生中最大的心愿。(景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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