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永哲，大运会组委会直属志愿者，人民大学新闻学院99级

　　8月18日是我成为“彩虹志愿者”之后正式上岗工作的第十三天，普普通通的一天。但就在这普通得无法与前12天明确区分出来的一天里，因为一个采访，我对自己的身份——“彩虹志愿者”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在前12天里面，我与其他一些来自相同或者不同学校的志愿者们一起，在组委会群工部工作。我在宣传处，工作很普通，也就是采访报道为大运会服务的“彩虹志愿者”的事迹。

　　有许多志愿者被我和我的同事采访，其中既有身份特殊的志愿者，比如来自美国的6位华裔志愿者；也有普普通通的志愿者，比如每天为志愿者打饭、打扫食堂卫生的首都体育大学的志愿者们。

　　今天，又有一位身份特殊的志愿者成为了我的采访对象。她就是已经75岁高龄的王禺老师。

　　王禺老师是大运会小语种专家团的成员之一。75岁的王禺老师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老，而且谈话的思路依然非常清晰。

　　王禺老师是英语、德语方面的专家。她说这次大运会肯定需要懂德语的人，因此她参加了小语种专家团，打算为大运会做一些事情。据王禺老师介绍，她以前曾在中国驻前东德大使馆工作6年，并曾任新华社驻柏林首席记者。

　　在采访的过程中，王禺老师提到了她的身体状况。不听不知道，一听我吓了一跳。王禺老师在1986年做过开颅手术，切除了脑内的肿瘤；1996年，她又中风一次。如今又是75岁的高龄，王禺老师居然还选择来当志愿者，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看出了我脸上的疑惑之后，王禺老师告诉我，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完全可以胜任志愿者的工作。虽然她这么说，但我还是有些担心她的身体是否允许当志愿者重任。因为无论是开颅还是中风，都不是一般的小病。

　　采访进行到这里，坐在一旁的一位专家插了一句话：“我们这些人来到这里并不是图什么，而是想为大运会做一些事情，就算发挥余热吧。”如果在别的场合，有人说这句话，我会觉得不太真实，有点像以前某些文学作品中的正面人物所说的话。但在“彩虹热线”的办公室，这句话从一位老专家志愿者的口中说出来，是那么自然而真实。

　　刹那间，我的心底忽然有所触动。我想起了首都体育学院的那些志愿者，想起了每天在我们进进出出的大门口站岗而一动不动的志愿者，想起了每天在体育场馆服务而无法进入大运村的志愿者，想起了其他的默默坚守在各自岗位上的志愿者们。“彩虹志愿者”，我觉得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称呼，而且已经升华为一种精神的象征。从这个称呼当中，我读出了一种奉献的精神内涵。也许这只是我的一种比较表面的理解，但我觉得很真实，很贴切。

　　暑假回家的时候，在与以前的一些同学见面时，有同学问我什么时候回北京，我说7月31日之前。他们惊讶地问我为什么只在家中呆这么少的时间，我告诉他们我要回北京当“彩虹志愿者”。接着，他们就问，当志愿者有报酬吗？我回答没有。于是他们说那为什么还要去当呢。

　　我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但一直都没有得到非常明确的答案。今天，在采访王禺老师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些新的理解。是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什么也不图，甚至还牺牲了一些别的东西而来当志愿者呢？如果说完全是奉献，我觉得也是不全面的。但奉献确实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专家团的这些老专家们，几乎就完全是在做奉献了，他们很难从当志愿者这件事情当中得到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的，我觉得。

　　从这些老专家的身上，从众多的彩虹志愿者的身上，我觉得今天自己开始发现志愿者活动在各高校以及社会上长盛不衰的原因了。

　　每天，在工作的时候我都挂着一张胸卡，上面有“彩虹志愿者”的标识。以前，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符号；但现在，我觉得它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志愿者精神的象征。

　　由此，在每次工作的时候，我想我都会很仔细地把胸卡挂在我的胸前。只要有它在我的胸前，我就会想起我的身份。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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