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彩票业的不断发展，沪上已发生了多起彩票财产纠纷的案例，为彩民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敲响了警钟。

　　业内人士告诫彩民，要看紧自己手中的彩票，它是兑奖的唯一有效的凭证。在《彩票法》尚未出台之际，如果委托他人领奖，必须订立委托证明，被委托人在领奖时，应持彩票和被委托人的证明，当场向彩票兑奖机关说明委托的情况，奖金存单上必须有委托人的姓名，或者在开奖前一小时，与委托人一起到彩票发行机关办理有关手续，以避免发生意想不到的法律纠纷。1999年初，家住浦东德州新村的小陈在上海市第一八佰伴有限公司超市当营业员时，单位组织了一批“上海风采”传统型福利彩票要求大家认购，小陈花了260元买下一套。当年6月份第23期开奖时，其中有一张号码为“A061184”的彩票入围一等奖，可以上电视参加摇奖，有机会摇出5万-100万元。父亲老陈考虑到独生儿子未满20周岁，上电视摇奖会有负面影响，决定代儿子摇奖，于是父子俩双双来到市福利彩票兑奖处登记摇奖。当福彩中心兑奖处的工作人员将摇奖登记等规定告诉父子俩时，父亲当场表示：“反正只有一个小孩，父母的钱最终还是小孩的。”于是父子俩以老陈的名义进行了登记。6月14日，老陈带着长期患肾病的妻子和儿子一起来到摇奖现场，由老陈上台摇奖，结果非常幸运地摇出了100万元。当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妻子指着老陈高兴地说：“我长期病假在家，一家人全靠他，要不是党的政策好，要不是改革开放，我们这些人哪有这种机会。”

　　2000年12月25日，小陈的母亲因病去世。小陈的外公、外婆向女婿提出要求继承遗产未果。今年2月26日，老人家委托小陈的大舅和三姨作为代理人，将女婿和外孙一起推上了被告席，要求继承包括彩票奖金、股票、房产等在内的遗产共计27.47万元。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并依法组成了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遗产案争议的焦点是，彩票中奖摇得的奖金是否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

　　原告方出示了上海市福利彩票中心的“阅卷摘录”和1999年6月15日出版的《新闻晚报》，以证实被告老陈系1999年第23期一等奖得主，并实得奖金人民币80万元(已扣除个人所得税人民币20万元)，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纳入遗产。而被告方则出示了被告小陈单位的同事及福彩中心工作人员的证词，证明该彩票系小陈购买，奖金也应归小陈所有，老陈摇奖只是一种代理行为。

　　法院认定了被告小陈购买彩票的事实，但认为彩票是无记名凭证，小陈虽是该彩票的持有人，但已将中奖的福利彩票交付给老陈登记摇奖，应视为该彩票所得权利转移给老陈，老陈由此获得的利益应归其所有，摇得的奖金也应视作老陈与妻子的夫妻共同财产。两被告提出的委托摇奖的主张，缺乏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依据，法院不予采信。但考虑到两被告对死者生前照顾的事实(并有新闻晚报记者在摇奖现场对陈妻的采访为证)，在分割遗产时，可适当予以多分。

　　2001年6月29日，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给付原告遗产折合人民币14.08余万元。被告当场表示不服，要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00年2月28日，对本市彩民陈某来说，既是时来运转的一天，又是麻烦事的开始。他购买的上海风采福利彩票入围一等奖，那天他参加电视摇奖，摇得了15万元的奖金，并以自己的名义将这笔钱存入了银行。然而电视开奖的实况恰巧被正处于离婚阶段的妻子黄某看到了。

　　黄某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处于与丈夫陈某离婚期间，夫妻关系仍然存在，陈某摇出的大奖她应该有分得一半的权利，而陈某对这个请求却难以接受。这时，陈某的父亲站了出来，说彩票是他买的，由于年纪大了不愿走动，是他委托儿子去摇奖的，彩票和奖金都是他的，与儿子无关。于是，陈某父亲以第三者的身份参加了黄某提起的诉讼，并声称离婚的诉讼与自己无关，自己只为彩票奖金的事情。

　　在法庭上，陈某委托代理人就彩票是否属于共同财产进行了辩解，他强调自己与妻子自1998年以来分居和经济上互不来往的事实，认为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而彩票中奖是最近的事，奖金不能作为夫妻共同分割的财产。原告的律师也积极阐述了自己一方的观点，分居的事实只能表明陈某没有覆行丈夫的责任，这并不能成为妻子失去财产分割权力的理由。而陈某父亲除了他提出的这张彩票是属于他的文字记录外，举不出任何对自己有力的证据。

　　2000年9月25日，经过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查看了相关资料以后，长宁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对陈某父亲的请求不予支持，陈某应该给付原告黄某彩票奖金人民币2万元。今年5月21日，一位湖南在沪打工的毛女士来到东方电视台的摇奖现场，她第一个摇出10万元，但她并没有兴奋：“东家把我辞退了。”

　　原来，毛女士在今年春节买了上海风采福利彩票，结果幸运地刮出了三个“TV”，入围一等奖，可以上电视摇出10万元—100万元的奖金。

　　根据市福利彩票管理中心的规定，一等奖中奖者，必须凭中奖彩票和有效身份证明到兑奖处登记，在指定的日期上电视摇奖，可是毛女士的身份证弄丢了，怎么办呢？毛女士与东家商量后，决定用东家的身份证去登记，并同时委托东家上电视摇奖，东家也表示愿意。

　　毛女士在东家的陪同下，一起来到市福彩中心兑奖处登记，东家说：“毛女士在我家当保姆已有好几年了，就像是一家人，我代她摇奖没问题。”毛女士表示：“我信任东家，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就这样，在双方的一致要求下，兑奖处用东家的身份证办理了登记摇奖的有关手续，并安排在4月底参加电视摇奖。

　　回家后，毛女士心里有些不踏实。于是，她悄悄补好了身份证后，打了一个电话到市福利彩票兑奖处，提出要由自己参加电视摇奖。兑奖处的工作人员告诉她，登记时是双方在场的，要改变登记内容，也必须在双方同时到场。她说：“如要东家一起来重新登记，东家会认为自己对她不信任，所以说不出口。”

　　4月30日是原定登记的电视摇奖日，毛女士和东家一起来到了东方电视台的摇奖现场。摇奖前，毛女士当着东家的面又向福利彩票中心提出，要写一份委托书，说明是她委托东家上台摇奖的。中心解释说，你没有登记，就没有资格委托他人摇奖。毛女士不耐烦地对东家说：“好，算了算了，你就上台代我摇吧！摇好后反正凭你良心，给我多少就多少吧！”这下东家不高兴地说：“你这算什么话，这彩票本身就是你的，你没有身份证，我是尽义务帮你来摇奖的，怎么好像是我要吞了你的钱似的。”毛女士连忙说：“好了，你上台摇就是了！”东家更是骑虎难下了：“你在我家做了几年保姆，我把你当成自己人，今天我腰痛还帮你来摇奖，想不到你这样不信任我。现在我是摇也不好，不摇也不好，周围朋友都已知道我要来摇奖了。”

　　不被保姆信任的东家，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第二天便把保姆给辞退了。

　　目前，我国的彩票已成为遍及城乡的经常性的经营活动，成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据统计，6年来，我国的福利彩票销售达到343亿元。本市今年计划发行福利彩票10个亿，今后10年我国彩票市场规模将达到846亿元，彩票的销售、开奖、纳税、财产归属等问题正日益受到彩民的关注。在彩票业迅速发展的今天，呼吁彩票立法已成当务之急，它不仅是彩票业发展的必须，也是其进一步发展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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