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生存决定中国化足球 朱家军失败纯属必然

　　中国队猝死，我本来准备静下心来好好看看那些比我们活得好的人是怎么踢球的。没想到妙红同学来个短信，说今天要为敬爱的国足开个“追悼会”，歌颂、批判、甚至恶毒的攻击都可以成为悼词。

　　而我知道，天下文章没有比为中国足球写悼词更容易了。

　　三年前阿里·哈恩兵败，马德兴老师洋洋洒洒地写了部《球殇》，我没仔细拜读，但我注意到其中的导言有语：“我不是在为阿里·哈恩和他所率领的‘汉家军’的失败作一次辩护，而是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足球人对中国足球的一种思考。”

　　

中国足球从来都不缺少思考，更不缺少失败之后的反思，如果阿里·哈恩之死可以写一部球殇，长期跟踪国家队的马老师大体可以写出《球殇1》《球殇2》……《球殇N》的。能殇N次，说明N次的反思没有任何鸟用，这是中国足球的悲剧，还是思考者的悲剧？

　　中国足球早就是个国人发泄的靶子了，我添不添一枪无所谓。事实上，我想说的是，这个靶子有些空泛，有些模糊，以至于我们举枪的手仿佛瞎子摸象。

　　惨败给乌兹别克后，谢掌门说，“球员有球员的责任，教练有教练的责任，足协有足协的责任。”我还可以帮他加一句——“舆论有舆论的责任”。可是，那是怎样的责任，怎么负？难道朱广沪在苟延残喘了近三年后终于不甘心地“撒手人寰”是一种负责任？

　　我们能看见也就是朱广沪下课了。然后，生活继续，李玮峰仍然端着肩膀踢球，谢亚龙仍然冷不丁地朗诵一两首古诗……一个月或者半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后，像放一部老片一样，我们用红地毯迎来下一位哈恩或者朱广沪，然后等着他被各种方式绊倒，然后我们蜂拥上去踩上两脚。

　　生活已然安宁祥和。

　　很多年前，马克思曾无比惊诧于亚洲各国虽然不断重建、不断改朝换代，但亚细亚的社会结构却有种与此截然相反的稳定性，他后来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亚细亚生产方式”，认为这种劳动密集、效率低下的生产方式是导致这种社会落后而稳定的根本原因。

　　在寻找中国足球的罪人时，比较靠谱的答案是——中国足球的体制是“原罪”。但是有谁能告诉我，中国足球的体制到底是什么？真的是所谓的 “行政足球”、“出线足球”所能解释的吗？哪个踢球的球队不要成绩，不要出线？阿根廷踢那么好没拿到美洲杯不也要死要活的，普拉蒂尼不也是靠踢球踢成了欧足联主席吗？

　　所以我说，我找不到靶子。

　　我比较同意黄健翔“中国足球是中国社会的缩影”的说法，他认为中国足球不可逃遁的失败命运源于“中国化生存”。

　　套用马克思的概念，中国足球落后却又稳定的根本在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缩影的足球存在有足球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黄健翔说，改变中国足球的落后只有改变足球的“中国化生存”，这很像一个乌托邦。

　　朱氏已去，按照历史的规律，接下来一定是选洋帅了。倘若这个洋帅如马克思所言：“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那么这个洋帅之于中国足球，其实跟本土教练没有区别，阿里·哈恩就是一个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