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足打平就出线果然不出线 朱家军创27年最差纪录

　　(一)

　　似乎每次给中国足球“送终”都会留下大段空白的时间——韩鹏倒在对方禁区里重伤，中国队场上剩下的9个人则一字排开，在本方禁区里等着对手开任意球。

　　这段时间足以让每一个中国记者给这届国家队好好“送终”——场上的9个人一个个站得跟木头人一样，他们是站着等“死”；看台上，李玮峰、郑智在看到0比2时收拾行囊，先后从主席台走了下去，面无表情；贵宾席上，谢亚龙、南勇并排坐在第一排，一个瘫坐，一个弓背，很没有坐相。

　　韩鹏被治疗了很久才被抬了下去，这段时间注定是

中国足球耻辱历史的一部分。空气早就凝固了，每一个中国人都面面相觑，哑口无言。等“死”的味道不好受，但唯有中国足球总能慢慢享受这一刻。

　　突然意识到雨停了。大雨本是中国队的吉兆，谁都知道“中亚狼”不擅雨战。但雨偏偏在下半场不知不觉中停了，雨后湿热的空气挤压着现场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动弹不得，张口无言。

　　就在主席台的隔壁，乌兹别克的拉拉队一直在鼓躁，彩旗飘扬，成为这幕“送终”场面唯一的伴奏。

　　(二)

　　0比1，朱广沪注定是呆了，他没有任何换人的意思，忽然有一种错觉，是不是他觉得场上的11个人肯定还能扳回一个球？难道他不知道输球就意味着“死亡”？

　　记者席上鼓噪起来，有人大骂，有人幸灾乐祸。为什么中国队的队员还是不紧不慢地在走，在后场踱步？为什么中国队的四后卫还是像不知道局势发展如何一样蹲在后面并排“等死”？为什么没有一个队员站出来鼓鼓劲、或者有人冲杀出来弄点拼劲？

　　所有人都知道游戏结束了，朱广沪呆滞的表情像极了沈祥福、戚务生、徐根宝、高丰文、曾雪麟……都是一样的，换谁都一样，这样的土帅宿命早在朱广沪上台那一刻就有无数人下过定论了；大概只有当事人不得不搏一搏的，搏了还有点希望，不搏一点可能性都没有。

　　老朱此刻的命运在中国足球的轮回中显得多么微不足道。若干年后，大概也会有一支中国球队来到这个体育场的休息室，看到墙面上悬挂的老朱的相片，就像昨天所有中国队将士看到1996年戚务生和他的国奥队相片挂在休息室里一样。

　　十年，二十年，中国足球是不会变样子的。不输在这里，会输在那里，这样的场面，这样的窒息，才是属于中国足球的东西；两个外国记者站在新闻中心的门口一个个问我们：“中国队怎么了？”“中国队怎么了？”

　　(三)

　　我的回答异常干脆：这就是中国足球，否则，就不是中国足球了。这大概是我能想到的仅有的答案，外国记者还在问：是这个主教练的问题吗？好多中国记者都说“NO”，老外有些意外，有些糊涂。

　　谁都记不清这是中国足球第几次如此屈辱地告别赛场了，谁都记不清中国足球到底有没有在“打平就出线”的情况下出线过，我只知道这不是我一次两次目睹中国足球的失败了；虽然我知道朱家军注定要失败，但总有一些难过的，就像吵吵嚷嚷的中国记者在大叹“可以不用折腾去印尼”的巨大幸福过后，总忍不住要骂上两句的。

　　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比如中国足球的失败，比如朱家军的这次失败；但总有一些情况难以理解，莫名其妙：为什么看人很准的老朱会看上孙继海，让他成为最后一战的关键性人物？很多人说，比赛中压根没看到孙继海的影子，难道这就是中国足球“英超第一人”应该奉献给国家队、奉献给祖国的表现？还是他和很多

澳大利亚球员一样，已经成为一个“欧洲人”、而把心提前飞到了埃里克森的门下？

　　为什么中国队的球员会在落后的情况下不是奋起直追而是慢悠悠地等死？为什么前两场表现出来的整个亚洲杯最强攻击力的球队会在这场比赛中一球未进？为什么前两场比赛中还能给人带来惊喜的中前场进攻战术全都没有了？为什么朱广沪要在最佳11人的主力阵容里突然变换5个位置？

　　(四)

　　谢亚龙主席注定要在这场比赛中出风头的。开赛前讲了“武松打虎”的故事，比赛后念了抗日英雄的就义诗，他会讲故事是出了名的，只不过讲到一地输到一地。女足他去，输了；国奥他去，输了；到了国家队，一场不如一场，立刻又输了。

　　本来这届国家队出征以来，团队气氛极佳，队员轻松得几乎没人管；可是谢主席来了，当天上午就开会，每天一个会，每天一个故事，不知道这故事真的能让中国队多进一个球、多跑一步路？

　　看似团结的一支球队，因为李玮峰的闭嘴而变得没有“领袖”。大头不叫了，不吼了，因为他的队长资格被剥夺了，他被处罚、开除出国家队好几个月，他不是中国足球领导喜欢的类型。领导喜欢的人当上了队长，可是球队的精神领袖是领导选出来的吗？

　　失败是注定的，不“死”在这里，也会“死”在四分之一决赛，“死”在半决赛。整个亚洲足球都在提高，人人都在玩技术，只有中国足球还在玩身体，由守转攻，人人都在控球，只有中国队还在开大脚……这样的队，这样的中国足球体制，这种还不知足球是何物的管理者，凭什么晋级？

　　3比0，耳光响亮地抽在了中国足球身上，抽在了中国足协的高官们的脸上。

　　本报特派记者杜旻 秦云吉隆坡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