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时八个月之后，中国式选帅势必难以给人带来任何宏大叙事的庄严感，无论杜伊是否曾三次入选前南"最性感足球运动员"，无论杜伊的足迹是否踏遍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土地，他都难以摆脱替代品的印象，入选中国国奥，是因为时间逼迫中国足协必须做出决定了---而不是当年哪吒他妈怀胎一十八个月后生下翻江倒海的异种。
但当杜伊与足协签约，当整个国家的足球都被"奥运"牵动，杜伊已经是下一集中国
足球的男一号。他势必是过去某个阶段的"米卢"、"霍顿"、"阿里·汉"，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形成舆论的标靶。"这是又一个开始"，听上去都有点俗。但总归，这是一个开始。有开始就会有过程，就会有结果。就有"三段论"。
一：一个形象模糊的人。除了他的经纪人外，我们对杜伊的形象如此模糊，所以任何对他整体的试图把握如同瞎子摸象，他固执？他幽默？他勤奋？他主张进攻？他长得帅？谁知道呢，霍顿还说过他提倡进攻呢，但他从未解决过国奥的进攻问题；阿里·汉还说过“核心是培养战术素养”，但直到他离任中国国家队还像一群散兵游勇；朱广沪还以“疯狗精神”作为上任宣言，但这最后成为最没有疯狂精神的一支国家队。看来，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一切，我们过去犯了太多形而上的武断错误，现在请不要性急给杜伊下哪怕是初步的结论。
倒是在贾岩峰对杜伊专访时一个细节让我觉得有点新意：杜伊坚持记者必须在专访过程中坐在写字桌边上记录，而不是茶几边，而不是沙发上，他说，你是在进行文字工作，所以必须坐在写字桌边，如果你想坐在沙发上拍照，那一定要等采访结束后；他在说话时自己也在拿本记录，把重点记录在本上，福拉多说，几十年来杜伊一直这样。这是一个固执的人，这是一个注重规矩的人，这是一个眼神鹰一般坚硬的人，我谨慎认为：一个讲究写字时位置感的人，一定也会讲究做人做事的位置感，一个喜欢把任何事情记录下来的人，可能犯错误的几率相对要小。也许这种分析有点牵强，让时间来证明。
二：听话是态度，怎么听话是能力。坊间非议最多的是杜伊的“便宜”和“听话”两点。并不觉得便宜有什么不好，哪次逛商场我们不反复比较价格？也不觉得听话有什么不好，难道你非得请头“暴龙”当家庭老师心里才觉得踏实？在霍顿翻译谢强著文四点提醒杜伊的内容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听领导的话”，听话没错，但关键是怎么听话———在中国，听话是一种态度，怎么听话是一种能力，你要是把领导的话当圣旨其实不如去喝丹顶红，你要是不听领导的话就会立马在午门外被乱棍打死。当年绅士霍顿就是太听领导的话了，所以球队放了假都会被召回来再“三从一大”；当年阿里·汉什么事情都要按足协规矩办，所以到了让香港放水时都算不清楚哪怕一个进球数；当年沈祥福就是什么都听领导的，最后死得很难看。
想起米卢说的一句话，“领导的话我都从左耳朵听进去了，然后从右耳朵出来”。随时做听话状，否则什么事都干不了；但心里一定要有数，否则什么事都在干，但什么事都干砸。这是一个永远把“度”当成最高境界的国家；这是一个政治上“神秘主义”的国家。所以最有趣地产生了“国家队技术顾问”这一最新职位———“国家队技术顾问”，这就是黄雀的别称。
由克劳琛监视马良行，由杜伊来“待定”朱广沪，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杜伊是朱广沪的黄雀，但谁又敢说贾秀全不是杜伊身后的黄雀？三：走一条与米卢相似的路。其实杜伊在走一条当初米卢走过的路，至少某些途径是相似的———2000年时，整个中国足球下决心一定要“豪赌世界杯”，阎世铎甚至不惜为此停止联赛升降级，整个机器在为世界杯国家队飞速高效运转；到了2006年，已经上升为整个中国体育界在为“奥运战略”运转，具体到足球就是尽一切力量争取奥运会拿下第四名。我不隐藏我的意思：从某种角度而言，进入奥运前四的难度比打入世界杯决赛圈更容易。中国是个政策指导性极强的国家，当国家想干一件事情时，这件事情的成功率将极大提高。理智的人会记得，2001年中国足球十强赛出线的最大原因是“世界杯需要中国”，那根上上签让中国队前所未有地避开日韩伊沙轻松过关；2008呢，也许东道主的优势能做到过去近一个世纪中国足球没有做到的事情，其实“前四”并不想想象中那么难，按照惯例，东道主小组出线是理所应当，那么我们大胆设想一下，“再赢一场”，再赢一场不是离目标非常真实了吗？杜伊和米卢一样赶上了绝佳时机，他们已不是以一己之力带领中国国奥，而是在一个国家的支撑下行使工作。米卢、克劳琛为什么那样看重中国国奥的位置？因为这是建立一个教练个人功名的青云平台。之所以杜伊与米卢曾经走过的路有所相似，还有现实背景的因素，再没有比现在更坏的环境了，很像1999末，你就算不能做到更好，你也不可能做到更坏！在结论产生之前，永远不要对那个被简称为“杜伊”的人下结论。但集一国之力的奥运战略让我们隐隐感觉，杜伊即使不能走上红地毯，他也不会走向地狱。（李承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