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可以替李玮锋鸣冤，因为他有一万个该罚的理由。可是，单单告诉人们李玮锋为什么该罚，充其量只是应景，而难以接近真相。也许，事情的关键，恰如足协领导在处罚后一再强调的那样，"这表明我们正在作为"。一个长期遭受"不作为"指责的行业管理部门终于学会了为自己包装一下：看，我们下手了；看，我们严打了；看，我们运动了。]

　　以史为镜。有段故事应该有助于我们更合理地理解重罚李玮锋事件的背景。

　　易中天在他的《品人录》中，最准确地分析了当年的韩信之死。死因有二：其一，虽然众多亲朋谋士苦口婆心地提醒，但韩信始终认为刘邦杀谁也不会杀居功至伟的他；其二，韩信为讨好“巡狩天下”的刘邦，亲手献上了自己收留的楚国名将钟离昧的人头。但聪明一世的韩信偏偏两样都想反了，刘邦谁都可以不杀，却必须要杀他；而杀钟离昧以取悦刘邦，更是使自己背上了小人的骂名，使刘邦下手下得名正言顺，理直气壮。

　　所以，足协挥出的杀威棒，不仅让大头真的变得很头大，甚至“死不瞑目”。在当今的国家队内，他李玮锋是何等人物，论实力、经验、资历等综合指数，恐怕无人能出其右。即便是当1997年李玮锋作为六小天鹅之一星夜驰援戚家军的时候，他郑智还在辽青队里翻看丑小鸭的连环画。更何况，他与主教练朱广沪之间的深厚渊源，又有谁能相提并论？

　　大头对此处罚的确是缺乏心理准备的，他至今没有收到有关处罚的正式文件，但在收到短信通知与专门谈话之前，他对此事的最坏打算，也仅限于有关方面趁他停赛之际顺理成章地“杯酒释兵权”，而绝不至于再踏上一只脚。但他偏偏就想错了，因为要正视听、树皇威就不能光杀只小鸡，而必须杀他这样的“大猴子”。当足协口中暴喝一声“拿下”的时候，那15个月中的六张红牌，无疑就是捧在他手中的钟离昧的人头。

　　让经纪人来发表服从判决的声明是最恰当的选择，因为既保全了各方面的面子，又避免了让李玮锋自己言不由衷。但是，他不可能心服。

　　没有人可以替李玮锋鸣冤，因为他有一万个该罚的理由。15个月内的六张红牌就是硬指标，更何况，在国家队遭遇困境之时，他作为队长反而成为最大的反面教材。可是，单单告诉人们李玮锋为什么该罚，充其量只是应景，而难以接近真相。难道，我们可以在清算李玮锋的错误路线后，为管理者深明大义、从严治军的雷霆一击，大声喝彩么？

　　大头从来不是一个检点之人，但也绝不是一个工于心计之人。当年在深圳队，时常会有队友向他哭诉“俱乐部又欠薪了”，而且会愤愤不平地表示“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就算了，但连你这样劳苦功高的人也不尊重，就太让人愤怒了”。于是李玮锋扭头就会不出所料地直奔老总办公室，慷慨陈词，伸张正义，甚至都没来得及查一下自己的工资单。就像他曾经追随过的范志毅一样，大头注定也是一个容易冲冠一怒的直肠子。而在这个工于心计的圈子里，更容易成为千夫所指的靶子。

　　恩师朱广沪主政国家队的一年半时间，恰恰涵盖了大头最倒霉、最荒唐的15个月，不是一个巧合。一个最根本的解释在于他太想卖力气，太想替老朱建功立业，可是，一个经常把事情想得很简单的人，往往在越想把事情办好的时候，结果把事情办砸。对于此次处罚，朱广沪自然深解其中三昧，但却无力阻止大头的命运。某种程度上，有时候宋江是很希望别人出面来让李逵长点记性的。

　　很显然，李玮锋算不上功高盖主的韩信，充其量也就是鲁莽行事的李逵，所以，打在大头头上的这记杀威棒，同样算不得卸磨杀驴，充其量也就是足协在非常时期完成的一项“办公室政治”。选择李玮锋，只是因为他有该杀的理由，而且顺应民意，两全其美。

　　但是，这样一来，中国足协却无意把自己变得比遭棒杀之人更加简单幼稚。

　　也许，事情的关键，恰如足协领导在处罚后强调的那样，“这表明我们正在作为”。一个长期遭受“不作为”指责的行业管理部门终于学会了为自己包装一下：看，我们下手了；看，我们严打了；看，我们运动了。

　　这就是中国大多数机构的思维习惯，重要的是做了，而不是为什么做，做了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