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生追说中国记者：检讨自己 希望与同行共勉

　　本报记者刘俊生写下一篇这样“得罪人”的文章，还是有一些担心的，毕竟他要在中国记者的圈里混。但是刘俊生也很坦然，他说我不是批评别人，我是在检讨自己，希望中国同行与我共勉。

　　也许是出身足球记者的缘故，我对同行至今怀有特殊的尊敬和关注。连续三次受到ＦＩＦＡ邀请代表国际足联参与了2002世界杯、2003女足世界杯和2005荷兰世青赛，使得我

有机会跳出了记者这个层面，在一个独特的视角去冷静地观察这个群体———当然也包括自己，于是才有了以下心得。

　　应当说，如果说本文有对媒体批评之处，也是对于我自己缺点反思的结果。文中所感，也是与同行们共勉。

　　残酷竞争：FIFA到后来不得不告诫保安要严防中国记者……

　　这是我第三次受到国际足联邀请参加他们的媒体工作了。我的职责是代表国际足联负责中国队所在的Ｂ组4支球队以及后来与中国队相遇的德国队的新闻报道工作。这个独特身份给了我很大便利：可以与球队同住，优先采访等等。同时，由于出离了中国记者这个群体，反而有机会在一定距离观察他们，并与国外同行进行比较。

　　我第一天到ＦＩＦＡ在阿姆斯特丹的总部希尔顿酒店，国际足联本次比赛的媒体负责人尼克就惊讶地告诉我：“俊生，我刚从ＵＴＲＥＣＨＴ（中国队小组所在赛场）回来，你们来了那么多记者，足有50多人！”我笑着回答：“这才是刚开始呢，等比赛开始了，大军还会源源不断。”尼克显然被吓了一跳。

　　总的来说，中国足球记者的敬业和勤奋是有目共睹的。在小组赛的10天，我一直住在球队所在的“ＭＩＴ－ＬＡＮＤ”酒店。我看到前来采访的最多的就是中国记者，土耳其有五六名记者，巴拿马只有一个电视台的两名记者随军，而乌克兰的记者我很少见到。

　　ＦＩＦＡ对于这次比赛的安保有着严格的规定：记者不能住宿在球队所在酒店，前来采访也只能在酒店大堂。因此，一下子涌出了几十个中国记者，ＭＩＴＬＡＮＤ酒店几乎成了中国记者的沙龙。

　　尽管ＦＩＦＡ戒备森严，随时有保安在酒店巡逻，但中国记者还是有自己的招数。

　　“腕”大点的可以打电话喊球员下来谈，头脑灵活的趁保安不注意就溜过去，实在没什么办法的也可以跟人家一块采访“听蹭儿”。荒僻静谧人烟稀少的ＭＩＴＬＡＮＤ，着实被中国记者的到来热闹了一阵。

　　到后来，有的球队实在受不了媒体日复一日地围追堵截，干脆到ＦＩＦＡ告了状。我在当天就收到了在国际足联总部的一名同事的ＥＭＡＩＬ：“俊生，请转告你的记者朋友，这几天要加强针对中国记者的安保工作了。”于是，我赶紧找到自己熟悉的同行，让他们互相转告，别撞到ＦＩＦＡ的“枪口”上。

　　德国打进16强，只有一名电台记者前来采访，而中国记者却络绎不绝，几乎踏破了酒店门槛。

　　交流障碍：克劳琛对我感慨：怎么有那么多记者误解我……

　　在这次世青赛中，我再次感受到了我们在交流上与外界的巨大障碍，这不仅是语言的问题，而且包括文化差异，思维差异，以及习惯差异。

　　一位负责新闻发布会的国际足联同事不只一次对我抱怨：“我和中国记者总是难以沟通，他们似乎总是不理解我说的话。”其实，现在我们的足球记者素质提高很快，其中有不少人外语很好，但为什么和外界沟通有误解，这就是文化的差别。

　　西方人很讲究在公共场所保持安静。而我们的记者一到新闻中心就高谈阔论，大声喧哗，这在国内习以为常，而在国外就被视为不礼貌。另外，采访中急于插话，打断别人谈话，虽然是情急所致，但却是西方人非常忌讳的。我看到有个外国球员和教练听懂了中国记者的问题，但由于心有不满，就干脆用沉默表示拒绝。

　　至于个别记者在球场记者席上抽烟，饮料杯或瓶子乱扔，虽然是“小节”，但也部分地增加了外界对中国记者的误解。

　　国内有媒体曾抱怨克劳琛对中国媒体不讲真话，只对国际足联说真话。而克劳琛也曾在一次闲聊中对我感慨：“怎么有那么多记者误解我？”其实，问题很简单。一是个别媒体的虚假报道引起了克劳琛的不信任，二是语言障碍造成了部分误解。

　　本报记者戴新曾和我就此有过探讨，我也曾感慨：有几家媒体曾踏踏实实地和老头坐下来，面对面地认真地聊上半个小时。但这样的记者确实太少了。

　　职业操守：我的一句聊天竟被一名记者当作独家新闻发表……

　　激烈竞争和交流障碍增加了中国记者的困难，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兢兢业业。当然，也不排除个别人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总是能从不同的媒体中读到几乎百分之百相同的文字。

　　由于和中国队同住一家酒店，我也成了一些媒体采访的目标。由于职责所限，我一方面尽量如实相告，另一方面也讲清楚哪些可以发表，哪些只是闲聊。但由于不乏“听蹭”者，我的一句聊天曾被某家媒体望文生义地当做独家新闻发表。

　　而在国内同行面前，我给ＦＩＦＡ做的所谓“独家”采访也很难实现。本来说好了是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结果往那里一座，立刻就有几只听筒或录音笔伸了过来。就连我给克劳琛做访谈，也被一个认识的记者看见，在谈话中间就悄没声地凑了过来，坐在一边。当然，克劳琛和我都不好意思下逐客令。

　　而在国外媒体，尊重独家访谈就是尊重别人的劳动。一名德国记者采访德国主教练ＳＫＩＢＢＥ前，我委婉地问是否可以旁听，结果，尽管我挂着国际足联的金字招牌，还是遭到了人家的严辞拒绝。

　　诗外功夫：我用英文写的“冯潇霆，我的机会来了”一文，几乎没有翻译完全对的……

　　本报记者焦林芳一直大力提倡增加足球报道的技术含量———这其实也是西方足球记者一直在做的。而在国内，尽管足球记者们的专业素质在不断提高，但总体感觉一些人还是热衷“诗外功夫”，把大量精力和时间花费在炒作上。

　　本次世青赛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报道实际上都与足球无关———起码是在技术层面上。相反，2005荷兰ＦＩＦＡ世青赛给我留下的印象和记忆更多地是球队的内斗，人事的纷争以及个别媒体如何如何。我们一些足球大腕记者，似乎不是靠专业水平，而是靠愤世疾俗激扬文字而证明自己的高明。

　　我给ＦＩＦＡ做了中国队所在Ｂ组的全部6场比赛报道，可是凭心而论，我的专业素质与国外同行相差很远，我的比赛报道质量也就可想而知。我在国际足联的美国同事乔纳在美国踢乙级联赛，而且他和布什是校友———耶鲁大学毕业。他的比赛报道不像我们国内网站的流水账式报道，而是既有身临其境的描写，又有专业的技术含量，而且文采纷呈，就像比赛本身一样高潮迭起，诱人神往。我曾对他感慨：“我就是再修炼，恐怕也难以与比赛同步写出这样的报道。”他则诡秘地对我眨眼说，“俊生，我为了写比赛报道修炼了十几年。”此外，我们国内足球报道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翻译外电报道，但由于对足球术语掌握不足，其中很多翻译错误。我给ＦＩＦＡ用英文写的“冯潇霆，我的机会来了”一文，曾被国内大量翻译转载，但其中少有很流利和准确的翻译。本来是小冯说“我是个善于用脑子的队员”，被翻译成了“我是个头球出色的队员”。

　　如果戒心越多信任就会越少

　　本报记者刘俊生刚从荷兰回来不久，正在家倒时差，本想让他写个采访手记什么的，但又实在不忍心继续“折磨”他。于中有了下面的对话。

　　———中国记者的种种“劣行”，是不是令你感到脸红或尴尬？

　　刘俊生：这倒没有。我为我是一个中国记者感到自豪，外国同行对我也都非常友善。中国记者也不都是那样，而且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加，中国记者也在进步，这点也有外国同行向我反映过。中国记者的外语水平越来越高，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国外的足球记者都是学新闻的吗？

　　刘俊生：学不学新闻我倒不太清楚，我觉得他们的足球水平都很高，有一些人在专业队或业余队踢过球，我总的感觉是他们对球很熟。这一点是我以及很多中国记者所不具备的。

　　———他们怎么看待中国的三连胜？

　　刘俊生：没有咱们国内说得这么热闹。比如对乌克兰的比赛，还是刚才那位记者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队的问题。对德国队的比赛失利了，很多中国人不服。有一个外国记者就说：你们中国队已经挺幸运的了。德国队主教练也说：赛前我就知道我们肯定赢，因为此前我们和中国队打过热身赛，我发现了中国队的致命弱点，他们只能踢60－70分钟的球。

　　———将这些写出来，你不怕得罪一些同行吗？

　　刘俊生：我想我写这些也是从善意的角度出发，不仅是提醒一下中国同行，更是检讨一下我自己。比如在足球素养方面，我和外国很多记者有不小的差距，这也是中国足球记者的不足之处，我说出来，是希望我们能一起提高。

　　———对于克劳琛在这次世青赛上的表现，作为前方记者，你有什么见解？

　　刘俊生：我们对于洋教练总是有太多的担心：既担心他们漫不经心，不负责任，又担心他们成绩一差，就甩手走人，还担心他们对媒体口无遮拦，动不动就弄出个“零距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戒心一多，信任就少，人家还能或者还敢尽心尽力吗？

　　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更何况，我们完全可以把一切写进合同中，有合同嘛，我们有什么可怕。教练负责制已经是世界足球强国验证了千百次的法则，我们没必要再去白费气力去实验是真是伪了。洋教练是吃足球饭的，他们吃饭的家伙，除了自身的实力和名气，更重要的就是信誉。如果他们在我们这里吊儿郎当，甩手而去，那岂不是砸自家的饭碗？

　　———现在媒体对于克劳琛在中国执教的前景并不看好。

　　刘俊生：从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看，我们好像要砸他的饭碗了。也许，我们不知道我们同时也在砸自己的饭碗。

　　作者：刘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