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对中国足球失望 希望忘记《5.19长镜头》

　　20年 黑色记忆铭心刻骨

　　20年前的今天，那一场中国队对中国香港队的足球赛，将许多人的目光凝固在1985年的5月19日。本报记者找到的下面这些人，他们亲历了这场比赛，当时他们在工人体育场的各个角落，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用他们自己的眼睛记录下了20年前那段嘈杂的黑色镜头。

　　当年他把守着中国足球的最后一道防线 今天已经和足球绝缘

　　球员：比赛结束走不出赛场 被球迷堵了好几天

　　路建人，今年54岁，20年前的今天，他是中国国家队门将，现在经营着北京英联亿人体育文化公司。

　　比起沈祥福、林乐丰来，路建人应该是5·19球场上的11位中国队球员中最不起眼的了，用他的话讲：“我已经和足球不大沾得上边了”。他甚至不知道李玮峰等队员和迟尚斌之间的纠葛，不过他却是在5·19中对两个失球最刻骨铭心的人，因为他是门将，是中国队的最后一道关。

　　20年后，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在中国足协旁边的伟图大厦主楼4楼他的办公室里，路建人说：“第一个球是个任意球，在左边，当时以为他会往中间踢，我就站在了后点，没想到对手踩了一脚后反倒把球拨到边上，就打了。球是真刁，我跨了一步就扑了出去，其实我的手感觉碰到球了，但是最后还是蹭着门梁进去了。一年后我们去香港访问，张志德见到我后笑着说：‘那球绝对是蒙的，你就是再让我打1万脚我也进不去啊。’”

　　“要说赛前没想到失球那不对，当时香港队和我们之间的水平差不多。他们的国际比赛经验比我们多，在那之前，我们打的正规比赛只有在新加坡的亚洲杯。丢球后我们就开始着急了，想早点扳回来。李辉进球后大家就都跟着喊向前冲……第二个失球在下半场，林乐丰和贾秀全一起防一个球，结果两个人撞到了一起，让对手把球给进了。”

　　比赛后他们艰难地离开了球场。路建人描述说：“当时确实出不去了，我们都只能在球场内等，一直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才另外弄了一辆车，从主席台那里出去了。回到宿舍已经夜里一点了，体委给我们准备了饭，但是没人想去吃。有些球迷比我们更早到了宿舍，一个晚上我们就听见他们在那里喊。从那天开始，每天都有两三百人堵在宿舍门口，直到我们球队解散。”

　　路建人点燃一根香烟，说：“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守门员教练，练专项的时候，就是戚务生带我。比赛前大会小会不断，来个领导就要把训练停下来去听领导讲话，咱们的足球和体育体制有问题啊。”路建人感慨颇多，“已经20年了，隔个一两年就会有人来采访我，中国足球每次出线失败或者成功都有人来采访，但是咱们足协自己却从来没有一个认真的总结。希丁克在离开韩国的时候给韩国人留下了他的所有执教总结，包括每一堂课的过程、安排原因、体能准备等等，而我们国家请来的外籍教练走后，一切还是白纸。”

　　文/本报记者 周超

　　当年凭这部作品一夜成名 今天却不愿再提及中国足球

　　刘心武：《5·19长镜头》是种痛苦的回忆

　　刘心武，著名作家。20年前出版了报告文学《5·19长镜头》，真实记录了5·19事件的前前后后。

　　让著名作家刘心武谈《5·19长镜头》这部作品，本身就是一件很伤感的事情。20年前这部作品让他一夜成名，但20年后的今天，当记者再跟刘老提起这本书时，他却一再表示不愿再提，他的话语间充满了对中国足球的失望。

　　5·19代表着年轻人的骚动

　　刘心武说：“20年里，约我采访关于中国足球的记者有很多，大家都想以某种方式来回味这段历史。但我却很少愿意谈起，毕竟，那段历史带给人们的只有伤心和绝望。”

　　谈到写作的初衷，刘心武表示自己只是想通过文字的形式记录下社会变迁中的中国足球。他说：“那是球迷第一次在非官方组织的情况下观看比赛时表现得如此激动。在当时的环境下，球迷的表现出自一种很自发的状态。当时这种年轻人骚动的心理根源，是在新的社会形态出现时发生的，我们应该理解这种新型球迷的群体现象。”

　　20年中国足球欠债太多

　　刘心武坦言自己已经很久不关注中国足球了，谈到其中的原因，他笑着反问记者：“你认为中国足球进步了吗？”

　　刘心武接着说：“20年过去了，中国足球从当年的专业化体制转变到了如今的职业化，但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参照而已。从中国足球的战绩来看，它对球迷们的欠债太多，久而久之则加深了球迷的失望。”

　　说到这儿，刘老举起了一个例子：“现在这些被称做职业化的球员，他们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里的佼佼者，但职业化的球员究竟带给球迷怎样职业化的表演呢？2002年世界杯，大家都希望中国队能进一个球，但就是这样小小的希望也不能被满足。”

　　希望大家忘记《5·19长镜头》

　　《5·19长镜头》是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其影响力甚至波及了几代人。不过刘心武先生却在采访的最后对记者说：“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忘记这部作品。每次让我回忆20年前的往事，心里总是很别扭。为什么中国足球带给人们的只有伤心和失望呢？我承认，中国足球曾经带给人们短暂的欢乐，但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所能体会到的只有悲伤。中国足球在去年经历了假球黑哨甚至罢赛的风波，就应该学会在低潮期中重新觉醒。这也是我希望我的作品迅速在人们记忆中消失的原因，因为我不想让它永远成为失败的代名词。”文/本报记者 季飞

　　那场球真让人伤心

　　球迷：从未放弃中国足球

　　王占军，今年50岁，由于秃顶酷似施拉普纳，因此曾被人称为“假施大爷”，在北京各球迷协会工作多年。20年前的5月19日，他那时是北京铜厂的一名工人，当时已有了10年的球迷生涯。

　　“比赛结束后，大家都不走，围在球场周围，人哭倒一大片，也有骂的，不过那时候还没有‘京骂’，也就是说一些脏话。”王占军回忆道，“我是从工体东门出去的，那里停了两辆手扶拖拉机，上面放着红板砖，被一些球迷拿下来乱扔。等到警察赶过来把拖拉机开走，上面的砖已经剩得不多了。”

　　“当时我家住得特别远，比赛结束已经没有公共汽车了，我一直走到北京站，实在走不动了，就和一个球迷打了辆出租车回家，那是我第一次打车。那车还是皇冠，到家要20多块钱呢，我俩每人花了10多元钱，当时我一个月才赚30来块钱，所以心疼得没到家我就下车了。5·１9的球票现在我已经找不到了，不过这张出租车票我还留着。”

　　停了一下，王占军接着说：“看了那么多次球，就这次最伤心，当时中国球迷都憋着赢了球去天安门游行去呢，结果一等就是16年。”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中国足球，说气得不看了，那还真没有过，中国足球咱不支持谁去支持，踢得臭那没办法，谁让它是我们的中国队呢？”王占军最后说。文/本报记者 周超

　　为保护相机没拍到球迷骚动

　　记者：在场边当教练

　　许阳，今年51岁，《中国体育报》老摄影记者，1985年是他做摄影记者的第一年。他不但为本报提供了20年前5·19拍摄的照片，还向本报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

　　“当时我还是年轻人，进了球场，就听那些老摄影记者说今天能赢几个几个，自己也觉得很振奋，就等着看进球。”

　　“比赛开始后，咱们就攻得很厉害，香港队的反击也不错。咱们被人家进了第二个球后，球场就有点乱了，我们这些站在香港队门后的摄影记者也都急了，都把照相机放到地上开始‘指挥’，一会儿叫杨朝晖向左突、一会儿叫沈祥福向右快传，香港队的门将发球慢，我们就在那里大叫让他快发。现在想来这些事情都是不应该的，但当时什么都不管了，只想快点把球扳回来，然后再进俩球才解气。”

　　许阳说：“比赛还没结束，看台上的玻璃瓶子什么的都扔下来了，还不是现在的塑料瓶子，都是老北冰洋的玻璃瓶子，那个多啊，满地都是。还有被拆坏了的木头椅子，什么都扔下来了。我们也出不去了，就听见外面一会喊一阵，等没了声音我们才敢从西门出去。说实话我当时真想去拍球迷的，但是领导没让去，当时一个相机光机身就3900元，一个整机上万元。你要知道，那时从北京坐飞机到广州才要90元，我们报社全部一年的出差经费是5000元，万一把相机砸了就得不偿失了。”

　　文/本报记者 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