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字号毒瘤(下)：轻浮换“女友” 改年龄达四年 | ||||||||
|---|---|---|---|---|---|---|---|---|
| http://sports.sina.com.cn 2005年03月22日12:50 中国足球报 | ||||||||
|
据记载，在中国最早发明“潜规则”的人，叫吴思。在他的论述中，“潜规则”是隐藏的规则，但这个规则却在各个行业中发挥着巨大的能量。在吴思的描写和论述中，“潜规则”通常被视为反面教材，是江湖险术，或小人之心。 中国足球也有“潜规则”。透过这个行业领域“潜规则”的显微境，人们可以了解更多中国足球难以取得进步的原因。“潜规则”之所以被称为“潜”，是因为它并不表现在
“潜规则”的实质是“黑规则”，因为它破坏了一种更大范围内的公众的利益，侵蚀着或者已经侵蚀了健全的机制与肌体，对中国足球有百害而无一利。“潜规则”的生成并非一朝一夕，它可以为圈内相当一部分人带来利益或声誉的增长点，可以满足江湖中人畸形的霸权心理和炫耀心理。相反，它同时也损害了更大多数人的建立在公平公正基础上的应得利益。“潜规则”对于奉公守法执行大众规则、国家法规的人，是一种轻视与污辱。 “潜规则”之所以成为“规则”，是因为参与这个规则的人不是个体，不是少数，而是一个群体，是很多数。这也是“潜规则”令人生畏之处。 本报推出“潜规则横行”专题之前，一家足球专业刊物也曾发表过题为“中国足球潜规则”的文章。这篇文章被某网站转发后，一名叫“飞刀”的网友在跟贴中有这样的一段话——“看了(这篇文章)之后，让我觉得整个足坛没一个好人……” 无论是国家队还是地方队的“潜规则”，都是毒瘤，会毁了中国足球。 国字号毒瘤：潜规则横行 [好处费] 在中国国家级足球队伍中，到底存在不存在“好处费”现象？这个话题一直被视为“敏感”而鲜有人触及。2004年，就有南方媒体因爆出阿里·哈恩及其助理教练存在“经济问题”而遭到当事人的强烈反驳。 关于国家队中“好处费”的现象，2004年12月出版的《足球周刊》有这样的描写—— 许多人都希望贴一个体面的标签，在商业社会里，这个标签也会成为牟取利益的资本。球员不需要像方鸿渐那样买一个克莱登大学的学位证书，却同样需要一件金光闪闪的外衣。进入国家队是众多球员镀金的最好选择。 球员G是东部沿海某俱乐部的一个重量级球员，虽然有过多次入选国家队的经历，但始终无法得到重用。在世界杯即将开始前，外界传言，在重新组建的国家队集训名单中，将不会再有G的名字。G自然知道自己实力上有些差距，但对他来说，毕竟世界杯是最后的机会，一方面，对他个人来说，能够到世界杯上走走，不枉此生；从另一方面讲，如果能够代表国家队打上世界杯的比赛，个人的行情必将看涨。 为保证自己在国家队中能够拥有一席之地，G找到了国家队教练组一中方教练，拿出200万重金轰炸。很快，那名中方教练拍了胸脯，“世界杯大名单中保证有你，并且能够上场比赛。”当然，这名队员并不是自己花钱搞定教练，而是通过一个和他关系密切的大庄，这个庄家在拿出200万替G搞定事情的时候，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以后的比赛多帮忙照应一下兄弟就可以了。 在米卢的国家队中，还有一名球员也是应该在被淘汰之列，但由于举荐他的人与米卢关系很铁，加上该球员很会做事，把好处早早送到了该送的地方。因此，在最后时刻，几乎所有人都以为他要落选大名单时，他却奇迹般地存留下来，而呼声很高的李明却不幸落选。难怪落选后的李明十分郁闷，气愤地说，国家队选人的标准根本不是按照实力来的，但在积极向上的主旋律下，李明的愤怒并没有揭开冰山的一角。 阿里·哈恩时代的国家队，西南某俱乐部曾塞多名球员进入国家队集训，有些名字即使在许多足球记者听来都有些陌生，但哈恩还是照单全收。东部沿海某俱乐部中的一名年轻球员也有过被哈恩征调入队的经历，后来有媒体质疑他是通过关系进队的，他还煞有介事地出面辟谣，但运作他进入国家队的公司却不小心泄漏了天机。这个公司在接触哈恩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的协议，让一些年轻队员进入国家队，以后如果中国队表现出色了，这些队员一旦被国外俱乐部看中，哈恩也可以按比例分成。而在送队员进入国家队之时，哈恩已经得到了不菲的好处费，在办理这样的事情时，阿里·汉的助手德容露骨地说，“我们就是商人。” “好处费”是否真的像某些报刊描述的那样，真的已经严重侵蚀了国家队的肌体？这是一个亟待证实的严肃悬念。 [换“女友”] 老话讲“饱暖思淫欲”，某些国脚大腕难以免俗。在圈内，一些俱乐部中的国脚级球星生活作风轻飘、身边“女友”如麻，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相反，球员之间还会经常彼此交流一下经验，套用葛优在电影《大腕》中的一句台词就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职业化刚刚推行那几年相比，某些大牌球员在“情色道路”上也是越走“档次”越高。从当年在娱乐场所勾搭“小姐”，发展到现在“培养”并非风尘圈中的“玩伴”，某些国脚换“女友”的招术可谓炉火纯青。 球星的形形色色的“女友”一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收费用”的，一类是“玩感情”的。具体分，又可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文艺圈中的人，如演员、模特；第二类是大专院校学生；第三类是在全国各地下榻宾馆中的女性工作人员；第四类是女记者。球员圈内有这样的说法，如果搞到的“玩伴”连女记者的档次都达不到，就很“可悲”了。 中国女记者中与某些大牌球星有过“亲密接触”的不在少数。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类“风流韵事”很容易在男记者中流传开来。当然，个别因与足球圈内人士日久生情发展为恋人关系甚至喜结连理的案例，不在“潜规则”论述之列。 应该怎么来评价中国足球界球星频繁换“女友”的现象呢？这太难了。但不知为什么，我们突然想到了在电视连续剧《动什么别动感情》中韩影的一句经典台词，“两个人搞对象，如果不结婚，那就是耍流氓！” [改户口] 对于中国足球在国际赛场的表现，有一个比较著名而古老的疑问是这样的——为什么中国的青少年球员在代表中国队参加国际比赛时，往往能取得不错的成绩，但一到了成年国家队却越踢越差，他们的水平为什么越长大越“抽抽”？ 说到中国球员越长大越“抽抽”的现象，中国足球传媒界几年前有一个被举滥的实例：一名叫李华筠的中国球员曾经在八十年代中期与后来成为世界巨星的荷兰人范·巴斯滕等人被国际足联评为“世界五大希望之星”。等到后来范·巴斯滕成为全世界球迷心潮澎湃的荷兰三剑克之一时，李华筠却沦为了在中国足坛都很平庸的一个人。 这能怪李华筠或李华筠们吗？当然不能。在寻找罪魁祸首时，人们可以拿出体制、训练、环境等诸多因素。然而，在这诸多因素之外，有一个话题始终被圈内人讳莫如深。那就是“改户口”——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球员在青少年时代容易“出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习惯超龄作战，以大打小，中国青少年足球运动成绩方面的繁荣其本质是一种虚假繁荣。 2004年的第147期《足球周刊》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中国足球潜规则中的“更改年龄”问题。该文认为更改年龄在中国球员当中“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尽管中国足协已经严令禁止球员虚报年龄，虚报年龄的歪风却仍在蔓延。” “我非常喜欢XXX，想在他生日那天送去祝福，可我查到他有三个生日，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啊？”这是一家足球杂志社收到的一封球迷来信。不仅球迷对队员的年龄很难把握，就连从事足球报道的记者，要想准确说出一个球员的年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仿佛更改年龄成了从事职业足球的一个必要条件，在早两年，一个球队中绝大多数球员的年龄都与实际出生年龄不符，出现这一怪现象的原因很简单，实力上无法与国外其他同龄球队相抗衡，只好把年龄改小，用这种以大打小的招数赢取胜利，满足一下虚荣心。应该说这样的风气始于足协上层的战略，上行下效，以致于整个足球界如今把更改年龄当成一种入门的必须手续，积重难返。 有知情人揭发已经退役的邓乐军年龄上的一笔糊涂账：1994到1997赛季的秩序册上写着邓乐军生于1973年9月18日；而1998年为了突破国内转会的年龄限制，邓乐军的秩序册上的出生时间变成1971年3月；很快，有记者透露邓的实际出生年份其实是1969年。知道了这层底细，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91年邓乐军可以在与皮耶罗(1973年生)同场竞技的世少赛上脱颖而出了。虽然邓乐军身材矮小、长相年轻，但当年在2000年初退役之时，熟知底细的圈里人都不曾为他的“英年早退”而惋惜，反而钦佩他老当益壮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2000年的昆明，李铁爆出开房事件，其母亲极力辩驳，但一不小心走了火，“李铁也是二十五、六的人了……”当年的李铁已经二十五、六，现在岂不三十而立了？但在李铁出生的官方年份却是1977年，照此计算，李铁今年才不过二十六、七。 另一名辽足队员肖占波，2000年时，他想转会青岛，由于在官方年龄达不到转会标准，因此辽宁方面拒绝放行。面对把自己逼到墙角的钟晓哲，情急之下，肖占波拿出了“长命锁”这一百天时候的物证，表明自己是1975年生人，因此可以合理合法地进行转会。几年之后的2004年职业联赛报名表上，肖占波的年龄又变成了1976年11乐27日。出生日期随时变化，完全服务于现实生活的需要，这一法则，已然成为圈内公开的秘密。 [装聋哑] 别看中国球员在场外经常爆出惊天动地的事件，但是在足球场上，无论在训练中还是在比赛，大家都不爱喊叫。即使有个别喜欢喊叫的，也容易被队友视为“异类”，爱出风头。 对队友有意见，对领导有意见，对主帅有意见，对训练有看法，对用人有异议，绝大多数国脚都采取装聋作哑的态度。不是不想说，而是不愿意说，不敢说。 在足球记者马德兴的《球殇——阿里·汉(即哈恩)悲情中国行》一书中，有一段关于阿里·哈恩对国脚装聋作哑表示不解的描述。 我发现中国球员在训练或比赛时，很少有人在场上“说话”，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 踢球是场上11个人的事情，光一个人闷头踢球肯定踢不好球，当你在做一个动作的时候，你应该让周围的队友知道你想干什么。可能你身边的某位队员因为经常和你在一起踢球，知道你会做什么，即便这样，你也必须叫喊，因为光一个人知道还不够，要让至少两三个人、三四个人都知道。这样，球队才可能有统一的行动，整体效果才会更加明显。但我在训练或比赛时常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当中国球员上前争抢时，要么两三个人同时去争抢一个点，要么相互之间谦让、谁也不上去争抢，让对手很轻松地拿球。正确的应该是，其中的一名队员上前争抢时，提醒周围的队友或迅速补他的位置，或争取第二落点。 中国球员没有叫喊或者说不敢叫喊，一方面是习惯的问题，可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有关。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还是他们缺乏自信。 从带中国队的第一堂训练课开始，我就要求队员们必须发出声来，可即便是我离开了中国队，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在哈恩的眼中，中国国家队的队员在训练中不敢说话，源自他们责任感的缺失，是怕“言多必失”。在训练中害怕负责任，到了比赛中自然没有人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装聋哑”这一“潜规则”的形成，已经不能仅仅从足球本身去寻找答案了。 [防记者] 历届中国国家队与新闻媒体的沟通都是一个难题。足球新闻圈内流传着国家队某新闻发言人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一个段子——“啊？什么？你说什么？噢，这件事啊？我怎么不知道啊？没听说啊！真的吗？真有这样的事吗……” 除了一问三不知，就是变相否认；除了外产辞令，就是干脆拒绝。多少年来，国家队新闻渠道不畅，已是令媒体深恶痛绝的现象。对新闻界说“不”，是国家队一大潜规则；如有例外，也八成与“钱规则”有关。 国内某媒体一位常驻阿根廷的足球记者上个月写了一篇他在阿根廷采访“08之星队”遭遇的文章，文章的标题就是“防火、防盗、防记者”。这位记者介绍，今年1月22日“08之星队”前往“400公里之外”的马德普拉塔市比赛，由于路途遥远，记者提出乘球队大巴一同前往，却被一句“中国足协没有这样的先例”冷冷拒绝，记者只好单独前往……在马德普拉塔市，记者在尾随球队的途中突遇“08之星队”的大巴车遇险，当这位记者拿出照相机拍照队员处理险情的情景时，却被“一向言语不多的领队很不耐烦地回身喊道：‘拍什么拍？！’” 近十年来，有关国家队的“泄密新闻”和“假新闻”层出不穷，有关方面一边喊打假，一边却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与新闻界的主动沟通照例是年年嚷嚷，年年不见动真格的。 我们听到 “我在日本的时候，看见人家小学生的比赛，虽然传球速度慢，跑动也差些，但是阵型分明进退有度，简直就是一个小德国战车！你们在比赛中想过该怎样策应吗?怎么总是‘哐’一脚开出去？我对以前的国青队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允许输三年球，但是输球是有条件的，要看球队有没有发展潜力和趋势，否则我们丢不起人。要时刻记住，你们是中国青年队啊，你们代表中国！输球没关系，别输了中国人的面子。” ——2002年4月阎世铎观看了国青队的一次训练比赛录像后对国青队员们说 “有一些参加过上次集训的队员，可能不会出现在下一次集训中了。”“如果你的意志品质不过硬，关键时候你拼不出来，你的技战术水平再高也发挥不出来，所以在下一次集训中，那些意志品质差的队员我是不会再到国奥队来了。” ——2003年10月22日，沈祥福在国奥队被分在12强“死亡之组”之后的谈首次集训名单时对记者的表态 “如果国奥队不能在意志品质上有较大改观，想战胜对手肯定是一句空话。沈指导(沈祥福)还是跟以前一样敬业，但这些队员已经变了，他们明显缺乏斗志。这支球队跟两年前的那支队伍已有所不同了，主要是在思想意志上退步了……阿根廷世青赛闯入16强后，他们被冠以‘超白金一代’，其中大部分人都在甲A打上了主力，腰包越来越鼓，架子越来越大，斗志却明显不如前两年，这正是中国球员的通病。” ——2003年10月，中国足协国管部主任朱和元在谈论国奥队在亚洲12强赛出线前景时所说一席话 “他们(指中国足球运动员)的文化推行这样一种哲学，你告诉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但是在足球场上，你应该更具有创造力。你在球场上应该做什么、怎么做，都应该由你自己决定，而不是那些不在场上的人代替你来做决定。” ——阿里·哈恩2003年年中接受一家外国通讯社采访时称 “我不会踢球，但我的眼睛好使。今天上午，我就发现有些国脚的精神面貌太差，打着哈欠就上场了，训练中一点也不卖力。我敢肯定地说，下一次集训，这样的球员肯定不会再来了。” ——2003年4月18日，阎世铎在河北香河观看国家队训练之后给全体国脚“讲话”时说的一句话 “不是弄潮儿，休入红尘里，没有争光志，别入国家队。” ——选自“阎世铎语录” 作者：马丁 |
 |
|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